论预防和惩治贪官外逃的国际司法合作

预防和惩治贪官外逃，是当前我国乃至世界反腐败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贪官外逃已成为职务犯罪活动的新动向。贪官外逃的特征与危害使得各国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惩治贪官外逃。我国应加强预防和惩治贪官外逃的国际司法合作。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析

腐败现象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2003年,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0月,我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公约》。它是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的法律文件,被称为“21世纪国际合作的里程碑”。其主要特点:规范内容全面;符合各国法制;体现整体思想;反映协商精神。《公约》的基本理念是注重预防。它将有力推动我国反腐败的实践:奠定封堵贪官外逃的国际法基础,完善反腐败刑事法制,为我国取得反腐败斗争更大成果提供较好的国际环境。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中国的反腐败之路

本文通过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相关国际文件的介绍、分折,联系当前我国腐败犯罪的特点,尤其针对贪官外逃现象,借鉴国际社会的有关做法,提出了积极的立法、司法建议。     

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迫切要求。要切实践行习近平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战略思想，把握历史机遇，直面难题挑战，针对反腐败涉外法治建设的“短板”和“弱项”，创制反腐败涉外专门法律，反制国外跨境腐败案件长臂管辖，强化跨境反腐败执法司法职能，规范跨境企业廉洁合规主体责任，加强“自洗钱”犯罪的惩治、监测和防范，破解涉外反腐败制度障碍，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务实管用的法律资源。     

从国际反腐理念审视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理念的重构

我们在遏制职务犯罪的斗争中,经历了一个从侧重刑罚的惩治到打防并举的历程。随着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生效和《反腐败公约》的拟定,国际刑事法界强调了预防职务犯罪的新理念。由此出发,我们也应在防治职务犯罪的理念转换、动员全社会总体力量参与预防的方式、开展规范的预防工作、强化法制化轨道的预防立法和加强国际间预防工作合作等五个方面对我们现行的防治职务犯罪理念进行梳理和重构。     

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罚设置的省思——侧重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角

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加强了同国际社会的反腐败合作,而且表明了我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甚至忠实履行了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国际义务。当然,惩治腐败具体落实到立法和司法的层面,就是要侧重于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有效遏制。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是完善国内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一大良好契机,尤其是我国现行刑法在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设置方面存在着一些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内容相脱节之处,这势必影响到国际社会和我国国内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实有必要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相关内容对其加以完善。     

从赖昌星案看中加刑事司法合作

赖昌星案件的处理为中加刑事司法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未来中加需共同努力,为尽早缔结中加引渡条约创造条件。当前我国需对死刑制度进行反思,对外逃者既要追"人"、又要追"赃",同时有效构建资产分享制度,并采用适当的刑事政策,鼓励外逃贪官、经济罪犯自首。更需要从源头上反腐,防止贪官、经济罪犯外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将以转化为国内法的形式在我国实施,《公约》在我国的适用将对国内反腐败立法、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腐败犯罪所得资金追回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公约》适用也将使我国面临诸多挑战。     

“遣返合作”斩断贪官外逃路

据英国路透社消息,一位美国高官近日表示,美国将与中国合作,以遣返在国内面临腐败指控的中国逃犯。报道认为,这一举动为数百名正遭通缉的贪官被遣返铺平道路。(光明网8.1)又是一条利好消息。相比前不久赖昌星从加拿大引渡被捉拿归案的消息,中美合作遣返外逃贪官的消息,更有普遍意义,更有震慑力。对于那些正在策划外逃的贪官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中纪委海外追赃,“丁义珍”们怎么被拿下?

正正在热播的反腐大戏《人民的名义》里,出逃海外的贪官丁义珍让人印象深刻。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出逃海外的"丁义珍"已经被追回?他们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被追回的呢?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追逃办")里,墙上挂着"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     

明代监察制度特点的历史思考

我国明代封建统治体制中有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其特点是:严密布网有效监督;监察渠道,畅通迅捷;监督考核,奖惩分明;以卑临高,动态监察。曾经在明朝初期“纠察官邪、整顿吏治、严肃法纪、惩贪防腐”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我国一项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总结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并进行历史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对当代监察工作和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研究。     

信用证犯罪惩治规制的国际化和我国的法律对策

伴随着对外贸易额的迅猛增长,信用证犯罪在我国也日渐猖獗。信用证犯罪具有很强的跨国性或涉外性,遏制信用证犯罪要在完善国内立法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本文论述了信用证犯罪的国际性特征和信用证犯罪的基本手段,着重阐明了惩治规制信用证犯罪的国际标准,以此为参照,对我国如何完善立法,充分利用国际上现有的机制来惩治规制信用证犯罪提出了建议。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上层人士与“西北开发”

国民政府在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到溃逃台湾这20多年的时间里,迫于国内的形势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先后两度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掀起了两次＂西北开发＂的热潮。促成开发西北热潮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中间,国民政府上层人士对西北开发也提出了很多切合西北实际的看法和主张,并且多次赴西北各省进行实地考察,在西北开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诸如戴季陶、宋子文、蒋介石、朱家骅等一些显要人物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本文在分析其相关言论的基础上,对其关注西北开发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也对个人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中肯的评价,认为由于国民政府上层人士所处的特殊位置,其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探究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增加从打击日渐猖獗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方面极具合理性。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研究是针对我国刑法体系中行贿罪研究的缺失而提出的。通过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入刑的合理性以及在本罪的认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关于此罪规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针对种种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使得本罪的相关规定更加的完善,整个刑罚体系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     

论“国际环境条约程序制度”发展对南海环境合作的价值

“国际环境条约程序制度”在历经多年发展后,呈现出调整范围拓宽、权利义务细化、法律价值并存等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在消除国家疑虑、满足预防性精神、维护和平稳定、适用南海现状等方面对南海环境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建议南海环境合作着重从执法程序、监督程序、争端解决程序和应急性程序四项制度人手,研究其相关发展并加以利用。     

民国时期河南自然灾害原因探析

民国时期,河南发生灾荒的频度高,受灾面积广,灾荒危害深,这不仅受河南地形地势、气候特点、河流分布等自然因素的直接影响,而且与民国时期河南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诸多社会因素有密切联系,其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战争频繁,加重、制造了灾荒;吏治腐败,水利设施长期失修,灾民得不到及时救济,等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相侵袭是造成民国时期河南自然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     

中国载人航天国际合作问题研究

1992年启动载人航天项目以来, 中国载人航天技术飞速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独立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载人航天历史证明国际合作是发展载人航天的必由之路, 在独立自主前提下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国空间国际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有明显的局限性。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和在未来的空间站开展国际合作面临诸多国际法问题。中国应当消除障碍, 抓住历史机遇拓展和深化载人航天国际合作。     

腐败犯罪跨国跨境追赃问题研究

对腐败分子而言,国内已不再是安全的港湾。为了规避调查,腐败分子往往将非法所得财物转移至国（境）外。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实体的角度看,跨国跨境追缴赃款赃物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当前腐败犯罪跨国跨境追赃主要是通过劝退、民事诉讼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方式,但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建议借鉴运用国际法律规定,特别是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积极开展国际范围的司法合作,进一步完善我国腐败犯罪跨国跨境追赃机制。     

美国《涉外腐败行为法》评析——以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功能协同为中心

《涉外腐败行为法》是美国国会于1977年制定，并于1988年和1998年两度进行修订的涉外反贿赂法案。该法案主要由会计条款和反贿赂条款组成，法案主要是针对美国在境外的公司和个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向外国官员贿赂进行定罪法律规范，同时还要求具有公共贸易供应职能的公司在财会做账、账册、记录和内部控制方面达到规定的标准。该法案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其他国家制订相应的法律规范，同时也促进和推动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特别在制定区域性和全球性反腐败公约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我国完善商业贿赂方面的法律规范也有借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