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研究综述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提出是我们党长期社会管理实践经验的阶段性总结和理论创新的升华,也是主动回应社会新挑战的现实需要。学术界对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意义与内涵、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等方面。我国新型社会治理是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尽其责的协同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激活社会各方治理力量,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强化法制机制,建立制度保障。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深入推进社会治理机制改革创新。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演进分析

在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的各阶段,我国网络社会治理实践呈现不同模式。Web 1.0阶段,我国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网络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包括网络信息产业管理和网络媒体管理。Web 2.0阶段的网络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的行业自律治理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网络社会治理应兼顾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由主体之间的自律、他律、互律共同作用,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元治理体系。     

多元主体评估模式：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发展方向

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由政府、利益相关者和第三方等主体构成的多元主体评估模式是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它对增强稳评主体的独立性、实现稳评过程的民主化、提高稳评结果的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多元主体评估模式在实践中还面临着政府自闭性与其他主体稳评意识不强、多元主体稳评能力不足、制度保障缺乏等现实障碍。通过重塑政府治理理念和强化其他主体的稳评意识、提高多元主体参与稳评的能力、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稳评的制度体系,可以有效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多元主体评估模式。     

青少年社区矫正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鉴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随着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全面推广,其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引导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多元主体的协调共同参与.具体而言,以社区矫正立法为核心,建立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立足社区的青少年社区矫正个人负责机制;建立政府购买的矫正工作服务供给机制.     

“开放政府”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研究视角

通过系统分析美国"开放政府"有关理论,具体研究美国"开放政府"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公众专利评审"项目,从项目产生的现实背景、项目的运作机制两个方面考察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与定位,并进一步总结出在开放公共数据情境下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规律,即有效激励与多元协调。中国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即开放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五个方面统筹推进,分布实施。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协同治理协同机制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应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变革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推进社会信息公开,实现由社会广泛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多元治理",改善政府在多元治理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中国城市政府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突破——以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作为研究对象

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要求实现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以公共服务提供为主要方式的、以安全与和谐为主要体现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政府管理体制逐渐暴露出层级过多、效能低下、活力不足、公共服务能力较差等缺陷.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要求进一步减少政府层级、明确各级政府层级的职责和功能、强化条块之间的协调合作、激发多元参与主体的活力等,从而构建一个“层级合理、职能融合”的现代政府管理体系.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实践、面临挑战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双重公共物品属性,污染物来源具有多样性,治理过程复杂,参与治理主体多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探索构建技术与经济耦合、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各类主体之间合作共治的农业面源污染多元共管共治体系,需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要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特点、污染物性质以及不同治理环节设计全要素、全环节的政府支持政策,要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完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市场机制。     

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

相对于硬法之治,软法之治更为注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在本质上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将软法之治引入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共治合作、社区行政管理组织指导服务、社区治理主体民主协商等软法治理理念。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具有侧重反映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意志,制定形式多样、简易、灵活、高效,实施依靠“利益诱导-柔性惩罚”机制,制定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协商性等特征。社区治理创新中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单一的硬法治理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     

当代女性与中国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上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治理的"调和"、"多元"、"互动"等特征,决定了女性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女性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参与领域不断拓展,参与方式日趋多元,参与机制不断健全,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女性参与社会治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与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健全和完善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建立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培训机制,加强女性干部的发现、培养、选拔及任用,加强女性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觉意识.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评价与优化

评价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政策偏差与制度不足、提出优化策略,对于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以非典疫情防控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针对公共危机与社会保障核心特征,设计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中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社会保障系统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能够有效保障民生并促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具有一定优越性。但仍存在专项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缺失、政策内容预测性不足、政策工具组合的有效性低、政策主体权责模糊以及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通过加大专项政策制定力度、增强政策内容的预测性、提升应急响应政策内容的科学性与完善政策评估机制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     

标准化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供给研究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元社会管理逐渐向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过渡,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治理手段缺乏、制度供给不足、治理创新难持续等一系列现实挑战。社会治理既需要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又需要能够灵敏回应社会需求的治理工具。在已有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本研究引入并从理论上建构了“标准化治理”这一制度工具,其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化治理强调多元协调机制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标准化治理作为法治的有效补充,能够填补社会治理的制度缺失区域;标准的反馈机制能够敏感及时地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提高治理效能。     

基于政府协同机制的公共住房体系研究

公共住房体系的构建,是当前住房领域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我国公共住房体系建设的实践中需要公共组织职能的转变,以往的模式涉及公共住房领域的各相关部门职能交叉现象严重,在某一事务上各部门之间利益博弈层出不穷,为了进一步达到各职能部门间相互协同,整体化地解决公共住房体系中的问题,是当前实践中提出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不同领域的协同治理模式,尝试将其引入并应用于我国公共住房体系中,并对构建整体化公共住房体系的可行性和困难进行分析和阐述,希望对我国公共住房管理机制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意义。     

社会治理视域下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研究

目前我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变革,社会各项事业正在面临深层创新与发展。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多元化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突发事件大量出现,为我国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突发事件形成的原因不仅有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诱发、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水平的不足、社会自我调控能力的薄弱,同时也有法治建设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保障的诸多漏洞等。因此,必须要从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培育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推进法制与社会保障建设等途径入手提高整个社会防范与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徐东地区营城组一段火山喷发模式特征

从火山喷发的构造环境、火山喷发旋回特征出发,结合原始岩浆来源、火山岩岩性特征、火山喷发类型等,总结了徐深气田徐东地区营城组一段火山喷发模式,分析了其对储层的影响。结果表明,切穿基底的深大断裂在火山喷发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的层自下而上划分为3 个旋回,旋回I 对应YC1III,旋回II 对应YC1II1 和YC1II2,旋回III对应小层YC1I1 和YC1I2。火山喷发以裂隙–中心式喷发为主,中心式喷发为辅。火山喷发模式控制着不同类型火山岩相的发育特征。靠近火山口的爆发相的高部位、溢流相下部亚相、顶部亚相、上部亚相、火山通道相的火山颈亚相等是有利的开发区域。     

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新时代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必须着力从构建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治理体系、风险评估体系、保障体系等层面入手,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完善网络内容审查制度,完善网络资格审查制度和网上信息实时监测与跟踪系统,加强互联网法律治理、行政治理、技术治理,完善互联网空间监测体系、舆情研判机制、应急预警机制、应对处置或危机处理机制,总结评估机制,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健全社会赏罚机制,完善利益调节机制,加强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规制——从“腾讯诉老干妈案”谈起

智能时代不仅对传统的社会信任体系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块链技术的产生，本质上来说解决了在零信任基础的互联网中实现信息交换过程中的辨伪。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在实践中成为了一种具有可替代性、便捷性、安全性的新型防伪验证与授权应用技术，这种技术的运用与发展为社会治理特别是民事领域的信用制度实践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从而将解决传统社会中合约制度的风险。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数据技术，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无需信用系统、不可篡改和数据加密安全的技术特征，可以在社会信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对智慧时代的法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面对社会发展中的信任危机，探究区块链技术驱动的智能合约技术运用的优势对于推广新兴技术的实践化应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在区块链技术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个人权利保障的不确定性、社会经济秩序的不稳定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负面效应挑战，其原因在于区块链应用存在私钥安全性风险、算法风险、基础支撑的局限性等技术因素隐患。面对区块链的应用风险，传统以硬性法规作为核心的规制路径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缺乏监管的新兴技术因其技术逻辑的缺陷，将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明...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