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的秩序变迁与制度变迁——从非正式规则的视角

社会秩序的变迁与制度结构的变迁紧密关联,制度结构的变迁括约了社会秩序变迁的过程。制度结构中的正式规则是根本性的,但非正式规则同样参与了社会交易。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和变迁主要由传承、派生和重复博弈三种途径构成,但其局限在于自身的不自足性。非正式规则作为社会秩序的隐性调节力量,其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正是非正式规则得以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根据,也是其获得制度生命的根源所在。其中,价值系统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引导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方向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使得社会秩序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内驱动力。社会变迁就是寻求一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平衡,形成一种体制性的博弈均衡和相互调和。     

环境治理悖论中的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一个智猪博弈的模型

智猪博弈模型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协同治理环境的行动逻辑。以"智猪博弈"模型讨论作为博弈参与人的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环境治理偏好,可以清晰地描述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环保行动逻辑,解释政治晋升锦标赛制度语境下的环境治理悖论。依据博弈"规则制导"的核心启示,破解环境治理悖论需要以"放权"和"赋权"的两手,以位移制度开关设置和扩大预期制度红利增量的协同性制度变迁,督促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从"等待"走向环境治理的"行动"。     

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基于一项文献研究的考察与评析

对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探宄是社会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传统,已形成两种研究视角即结构一制度与制度变迁视角。结构——制度视角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限定。其特点是重视组织行为的社会规则,力图呈现基层政权行为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制度变迁视角力图从动态的时空背景中来呈现基层政权的组织行为与乡村经济制度变迁的逻辑关系,突出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重塑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意义。制度逻辑一方面彰显了制度因素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重要性．其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基层政权的主体性与政府间盘根错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对塑造该组织行为的影响。     

略论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网络规则的生成和演变

网络秩序的建构是当今信息社会最有时代意义的话题。作为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复杂巨系统,网络社会秩序的生成和突出表现是构建相应的规则体系。与现实社会的规则不同,网络社会中的规则有其自身独特的生成和演变机理。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网络社会中的规则通过问题解决、政治过程、组织扩散和经验性学习而适应环境,其生成和演变不仅仅是理性行动者适应外部环境而设计的产物,也是制度变迁的产物。     

小农生产技术变迁的话语分析

农业标准化建设,农业推广体系的构建和农业生产过程的商品化帮助现代农业技术确立了话语地位,并形成了制度化的话语空间,进而使小农处于其有效凝视之下。 随着现代农业技术话语空间的拓展及其控制力的强化,不仅使小农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产生了异化,而且,还使农村社会与外部社会之间产生了双重信任危机,进而使我国粮食生产安全问题愈加严重,社会风险强度急剧增加。 因此,要想保障我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消解突显的社会风险,必须对小农生产技术变迁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深入的社会学考察,反思现代农业技术话语对小农行为异化产生的影响,以揭示现代农业技术话语对农村社会的分解与控制机制,基于此,才能深入思考农村社会的重构与发展路径。     

小农社会化：农户生产行为演变的一种解释——以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长岗村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向农村社会的全面渗透，当今农户逐渐卷入或者融入到高度开放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体系中。小农社会化为当今农户生产行为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农户的生产形态、生产空间和生产目的均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既是社会化小农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导致农村不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的、根本的原因。因此，为了规避农户生产行为演变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应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强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强化农村生态环境整治。     

“快生早死”的行动逻辑与人生进程压缩——评析《断裂的阶梯：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

本土日常经验之中充斥着多样化的"快生早死"社会现象。在承接佩恩有关"快生早死"行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撇清心理学相关假设,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结合本土社会中的日常经验重塑"快生早死"行动表达。在社会结构视角中,"快生早死"行动逻辑的主体是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底端人群。他们的"快生早死"行动实践呈现出的是一种非均衡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其短视化的特征尽显于当下和以后的时间层面、形式和内容、手段和效用等方面。在类型方面,"快生早死"行动逻辑表现出物质贫乏下的"快生早死"行动逻辑和惯性作用下的"快生早死"行动逻辑;在社会影响方面,"快生早死"行动的出现是社会结构不平等的表现,同时也是社会不平等的起点,它制造了现实中的社会不平等,扩大了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而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个体人生进程的社会不平等强化、代际传递中的劣势累计等方面。     

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

基于村落边界理论视角,从地域、经济、治理和社会4个维度构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的理论框架。将农民集中居住区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既有村庄类型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边界形塑的实践样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市场驱动型村庄边界的演化过程,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边界演化及社会空间重组具有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经济、治理、社会等多元融合的地域关联及边界形塑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应突破“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的行政社会实践逻辑,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重构新型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生活与城市体验空间融合、农耕文明与都市文化地域重构、礼俗秩序与法理规范协同共治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开放系统研究新解释———以“结构—功能”理论为框架

开放系统视野下的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具有一定合意性结构和功能有机组合的整体,在有效解释自身延续和发展内在动力和机理的同时,也提供了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宏观和微观视野相通约的分析路径。通过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及相应组织理论引入转型农村社会组织研究,以"制度"话语框架的演化路径为时间纵轴和场域"行动者"网络系统意义建构逻辑为空间横轴,尝试建构起"转型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变迁与功能转型"的立体分析框架。在整体把握转型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演化基本规律同时,深入探析农村社会组织本体的"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形成的逻辑和模式,以实现重构转型期农村良性社会管理秩序及和谐的生活共同体环境目的。     

传统文化的嬗变与农村社会秩序重建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即由共同体本位的社会转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这个过程离不开小共同体的发展.近代以来,大共同体本位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而发生嬗变,小共同体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秩序也发生了变迁.从传统文化的三个层面即技术、制度、观念与农村社会秩序的经济、家族、礼治的对应关系中分析传统文化嬗变对农村社会秩序变迁的影响,得出凡是能发扬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或承载人性伟大的传统文化都拥有顽强生命力的结论.由这类文化培养的民间精英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将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和农村社会秩序得到重建.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空间思想的理论视野及其当代启示

相比物理空间,人类社会空间的组分与变迁更为复杂。空间既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状况及理解"城市一乡村"空间对立等问题的基本视阈,也是我们系统认识19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之重组与变迁的重要维度。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空间思想丰富且展现出很宽的理论视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空间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空间互渗互生,形成复杂的社会空间逻辑,并且社会空间的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权威的含义,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城市乡村变迁、阶级利益分化等。同时,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格局与空间正义的实现也与空间生产、空间分配、空间拓展等人类社会空间实践密切相关。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空间思想及其理论视野,既有助于认识、解析当下复杂的社会空间问题,也有助于对当代社会空间进行积极、合理、有序地建构。     

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     

工业水污染的行动逻辑、社会原因及治理机制

基于社会学维度,可观察到工业水污染场域存在一个正式规则与实践规范相分离的显性社会事实。而该社会事实的生成离不开某种行动逻辑,即工业水污染场域存在一个以地方政策架空正式规则、由污染企业裹挟地方政府、由幕后违规走向台前违规、由内生违规转向外生违规的行动逻辑。决定该行动逻辑的社会原因主要是制度结构失衡下的评价机制、权力结构失衡下的监督机制、规则内化驱动力有限等。工业水污染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主体结构优化、规则文化再生产和有效社会监督3个方面。     

金融制度变迁与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

我国民营银行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观察,不难发现,当前增加"民营银行"这一新的金融制度供给内生于金融制度变迁的逻辑要求,又外生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压力。因此,应遵循市场规则,加快"配套金融制度创新"为我国民营银行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     

农村五保供养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机理和过程后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促进五保供养制度运作与变迁的主导性变量。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在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上的价值取向是五保供养制度所嵌入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五保制度变迁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五保供养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五保供养制度也实现了从社区救助向国家救助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农民工政策过程的批评话语分析——基于“农民工”称谓演变的视角

对"农民工"称谓演变的微观话语分析发现,农民工政策话语在建构社会的同时,也受制于社会结构.我国政府处理农民工事务的行动逻辑正逐步从"服务于经济发展"转向"关注社会民生".政策变迁映射和推动了社会变迁,我国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在经历"严苛管制"自由流动"历程后,正朝着渐进式市民化方向发展.研究还发现,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微观话语解构是政策分析的有效切入点,有助于唤起更深刻理性的政策协商,促进社会公平.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结果。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预期制度模糊导致"规制过剩"与"规制匮乏"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系统不足导致依附性与独立性并存;强制性制度变迁职能错位导致监管过剩与监管不力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利益机制偏差导致"非营利性"和"利益驱动"并存。优化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基本思路是:确立政府与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为制度变迁奠定思想基础;完善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为制度变迁提供外部环境;加强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为制度变迁提供内部保障。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从“社会化小农”到“消费小农”——基于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思考

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农村研究本土化和主体性缺失的回应,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农村社会变革的回应。然而由于社会化小农在伦理关怀、政治关怀以及小农形态解释上存在的缺陷,使得这一分析范式在农村治理研究中存在争议。同时,社会化小农对于农村市场化进程中消费膨胀压力的过于掩饰,导致其与农村市场化逻辑的不断脱离。而对于私人生活变迁的过多关注也导致其研究的公共性的严重不足。相对而言,消费小农发展了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的优势,并能够还原农民的真实形态,同农村市场化进程本身相契合。伴随着农民由个体消费向公共消费的延伸,消费小农也不断从私人的生活领域走向公共的治理领域,消费小农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也由此产生。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