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乐人对词体发生演变的作用

词本是专为演唱而写的配乐之辞,其先天特性决定了它的产生、发展、传播都与载体——乐人密切相关.唐代梨园等宫廷法曲机构的乐人、宫廷女乐在词兴起时就直接参与,促进了词早期的发生、发展;在安史之乱后,他们大部散人民间直接将词乐和歌词流播四方.官府乐人的演唱实践对词的发展、传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他们有限的活动范围使其对市井民间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市井乐人的交际活动比较而言更自由随性,对词的发生发展产生了与官府乐人互补的作用.     

汉代礼仪用乐探析

汉代礼仪用乐包括仪仗用乐、皇帝和皇后即位仪式用乐、丧葬用乐、养老礼和射礼用乐、遣卫士用乐。仪仗用乐的发展和演变体现了异域音乐在中原的传播,养老礼和射礼用乐体现了先秦古礼和古乐对汉代礼乐的影响。此外,黄门鼓吹可以使用在仪式开始或者仪式结束环节,起到标志作用。宫廷礼仪中出现黄门鼓吹是黄门鼓吹署出现的重要原因。     

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     

唐太乐令丞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在全面考察唐代太乐令、太乐丞的任职情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唐太乐令和太乐丞均必须由精通音乐者充任.岸边成雄以为任太乐令不必通晓音律之说与史实不合.太乐令的职责是亲自参与朝廷的各种音乐活动,并负有管理乐籍、管理校定乐器、整理歌词之责.     

唐代《破阵乐》辨析

唐代《破阵乐》是初唐三大乐舞之一，其创作素材的来源在音乐史学界至今仍存有争议。《破阵乐》在当时可谓乐舞中的辉煌作品之一，它的创作并非仅仅是唐太宗在宣扬武功，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太宗的治国思想和军事策略，这其中渗透着他主张以武功打天下，以文德治天下的文韬武略。太宗时期，宫廷凡举行大型宴会活动的场合，必有《破阵乐》频频演出，这也反映了太宗时期音乐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此舞在太宗以后的唐代帝王执政时期也频繁在宫廷演出，这也是太宗希望子孙继承作乐达意传统心愿的实现，更表达了他要求后代勤勉戒律、嗣守洪兴、戒骄戒奢、定国安邦的愿望。《破阵乐》不仅在当时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对后来历代的乐舞，特别是武舞的创作与表演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从祭祀乐到雅乐——先秦儒家乐教传统的文化意蕴

在初始时期"乐"主要以"祭祀乐"的形态呈现,抒发的是一种宗教情感.随着文化氛围与社会环境的改变,"乐"更多的以"礼乐一体"的面貌存在.为了保持"乐"的独立性并提升其价值,儒家在"制礼作乐"的基础上将"祭祀乐"转化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雅乐","乐"便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紧密相连,体现出儒家"乐教"理性与神性杂糅的特点.     

论庄子的快乐观

庄子的快乐观主要是推崇所谓的"至乐", 庄子的"至乐"绝不同于世俗所以为的至乐,而是体道之时所呈现的一种生命体验.至乐是一种超越于世俗苦乐之上的快乐境界,因此又被庄子称为"无乐"."无乐"并不意味着停止了一切情感活动,而表现为一种宁静超然,无所扰动,澄明通达的心灵状态.至乐绝非"适人之适",而是一种"自适之适"或者"忘适之适",即一种把自我的舒适与满足推向极至的精神享受.庄子的至乐观,在文人墨客的艺术创作中传响不绝.庄子对至乐的思考,或许能够促使一味追求世俗享乐的现代人,对"何为最大的快乐"这一终极人生问题有更深的体悟.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     

试论余治的京剧活动与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庶几堂今乐》是清后期著名慈善家、京剧作家余治创作的京剧作品集。余治从移风易俗的教化目的出发,选择观众建悉的题材重新创作,组织家班巡回演出,并力促剧作的刊行,都体现了余治的京剧热情。余治主张京剧创作的教化功能,体现本体意识,力求创新以及关注当下性等戏曲思想,在京剧思想史上颇有个性。其京剧活动及思想对现代人们理解京剧的教育功能、审美取向和创新发展等诸问题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先秦儒家乐论的演进及路径——以《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为中心

先秦儒家乐论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尤以《荀子 · 乐论》与《礼记 · 乐记》最为典型.二者思想有承续关系,但在"乐"的性质与功能、"乐"与情感的关系、"乐"对君子人格的教化以及"礼""乐"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存在微妙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出上古儒家乐论的演进及其路径,折射出西汉统治者在礼乐制度上对儒学的改造,以及儒家乐论逐步适应西汉王朝政治要求的努力.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浅谈冀中"音乐会"及其历史内涵

通过介绍冀中"音乐会"概况并追溯其历史来源,探讨了乐户承载的国家吉礼用乐对于民间信仰祭祀用乐的影响以及历史上的国家礼乐留存在现在乡村乐社的现象.音乐会主要仪式为吉礼(民间信仰祭祀)与凶礼(葬礼),凶礼模仿佛道超度仪式用乐,吉礼模仿府县教坊掌握的小祀用乐.然后中国佛道超度仪式用乐亦来源于府县教坊用乐.因此一套乐可用于两种...     

西汉上林乐府所在地考

乐府是西汉时从武帝到哀帝一百年间最为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文章认为 ,乐府不在城内上林苑中 ,其大致位置在长安城西 ,建章宫北 ,与平乐观相邻之处。文章在理清乐府、太乐、黄门、掖庭这些宫廷音乐机构的地域分布的基础上得出 :武帝立乐府于城外是出于郊祀游猎活动的需要 ,乐府被罢是由于帝王活动中心集中于宫中和礼乐活动走上正轨化的结果     

从"歌舞伎乐时代"走向"剧曲音乐时代"——论唐代散乐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启蒙

唐代是我国音乐史上"歌舞伎乐"的鼎盛时期,也是宫廷散乐由盛而衰的时期,通过对唐代散乐发展的考述,可以看出唐代宫廷散乐逐步走向民间.随着唐代散乐的走向民间以及乐棚、勾栏等表演场所的出现,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出现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中国乐制中的人类共同价值

音乐体现了人类对共同价值的追求，中国古代乐制在乐律、乐德、礼乐三个方面为人类共同价值创辟典范。中国乐制追求极致的纯净与崇高，体现共同价值的趋同，揭示了人类对共同崇高价值的追求和向往；乐德具有明确的历史传承，并用于教化人民，推广于外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礼乐中的正义价值具备绝对公平和相对公平双重向度，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关系说和五行说，是实现共同幸福价值的工具。纯净、德性、秩序分别对应崇高、幸福、正义，在中国音乐中凝聚着人类美好的价值愿景。中国乐制最早从全人类的高度和共同价值的角度构建文化形态，体现了中国智慧的创造性和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浅析泰州学派王艮的“乐”说

乐(luo)是孔子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宋明儒学探讨的重点。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将乐与修养、天命、日常生活态度联系起来进行论述,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乐的理解和体认,由此可见其修养方法、生活态度、道德境界以及泰州学派的个性特征。     

神人以和:对原始乐的通神功能及思想意义之分析

乐在我国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从原始乐的具体运用来说,总是与人的物质活动、祭祀活动、图腾信仰以及人的情感宣泄联系在一起,乐作为通神工具,借助历史分析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从乐在祭祀活动中所具有的巫术性的通神功能的角度,可以揭示原始人对如何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所作出的思考。     

当代筝乐艺术的发展趋势

筝乐艺术在习筝人数的不断扩增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从民族器乐改革和传统音乐文化弘扬上看,古筝音乐在艺术风格、演奏方式、演奏技术、文化理念等方面,都将有新的发展变化.据此,广大习筝者应全方位把握这些趋势,努力推进筝乐艺术的创新发展.     

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

本文从宗教与文学创作关系的角度，通过爬梳整理汉武帝重用神仙方士、制定郊祀之礼的活动过程，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郊祀歌十九章》表现的“逝昆仑”“登蓬莱”、“延寿命，永未央”的游仙长生旨趣，并提出了汉武帝望把蓬莱的活动，是与封禅大典一样重要而频繁的祭祀活动，而这个现象，是目前历史、文学、宗教、哲学等研究中都被忽略了的一个盲点。本文还从宗教体验和艺术灵感的角度，重点分析了《郊祀歌》在表现祀神迎仙、天人感应的神秘境界，以及歌咏祥瑞灵物上的艺术特色，对其在诗歌创作艺术史上的地位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