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激励模式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适用条件解析

基于企业现代化治理的现实需要与保护民营企业的考量，我国检察机关自2020年起已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实践探索。从刑事激励的角度来看，对涉罪企业的合规不起诉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更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与此同时，对于该制度的具体适用还存在着涉罪企业规模大小、涉罪主体对象范围界定、企业犯罪类型界定等方面的争议。要完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规定对各种规模的企业都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构建适用罪名正负面清单；加强对涉罪企业认罪认罚情况与企业合规意愿等方面的综合考量。     

算法治理视阈下的企业合规：困境、逻辑与进路

当前以大型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和企业影响力日益强大，成为全球算法治理机制的重要力量。企业算法合规是一种基于“算法风险”的专项合规管理，是企业为了有效防范、识别、应对可能发生的算法违规风险所建立的一整套公司治理体系。企业算法合规因具有改进算法治理模式、降低企业治理风险、提升权利保护水平、改进传统企业合规治理方式的优势，在算法治理中具有必要性。同时，中国特色企业算法合规的开展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导向、以“创新与伦理的平衡”为应然边界、以“全面渗透与多层参与”为行动指南、以“公开透明和灵活持续”为执行要求，与当前算法治理的现实需求相吻合，因此具有成为算法治理新路径的可行性。     

企业合规视阈下的算法治理：困境与应对

算法时代已然来临,算法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隐形的风险。目前,算法治理面临困境,增强数字企业算法合规意识,强化算法合规治理已刻不容缓。企业算法合规有利于改善算法治理困境、最大化规避数字企业风险、遵循保护人权的国际标准、优化传统合规治理方式,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专项合规计划。企业算法合规应有明确的指导原则并建构系统规程。未来,我们可以从构建企业合规风险评估及信息传达机制、优化企业算法合规方案的监督完善机制、强化企业算法合规的外部激励机制、构造尊重人权的“道德基础设施”等方面优化企业算法合规路径,完善企业算法合规的中国方案。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对以利润最大化为基础的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提出了批评，对企业的性质定位以及企业效益的获取方式提出了新的诠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社会企业生成逻辑:国际比较与中国特性

对社会企业进行法律移植是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企业的重要任务,需要以了解发展历程、洞悉生成逻辑为起点.引入比较法视角,对比英国、美国社会企业发展历程与我国社会企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英国和美国,社会企业主要受到补足政府社会服务能力、改进政府社会服务方式、完善组织和法律形式以及公民社会支撑和社会企业家兴起的推动,在我国则明显表现出儒家传统文化和国家集体主义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企业与英国、美国的社会企业在生成逻辑上存在文化传统、社会基础、法律状况、经济背景等方面的不同.综合分析国际经验与中国特性,可对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带来以下启示:企业自身要沿袭儒商精神及加强企业自治,政府层面要培育社会空间及完善支持体系,制度层面要建立健全立法保护与规制.     

企业刑事合规的路径思考

刑事合规的初衷是预防和监控单位内部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已经全面进入我国理论与实践的视野。企业刑事合规对于企业犯罪预防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凸显企业在犯罪预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有效缓解刑事法对企业犯罪惩治的不利影响。但是,刑事合规理论与实践面临诸多困境。从国际上看,存在着有效刑事合规标准不统一、无法满足全覆盖要求、刑事合规负面影响遭忽视等问题;从国内来看,存在着组织体责任冲击传统的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企业合规刑事激励制度试点不顺畅等问题。当前,应当通过构建相对统一的合规标准、适当调整合规计划具体要求、切割单位与成员的刑事责任等措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规不起诉制度。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与路径

社会企业着眼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商业机制弥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的明显界限,同时注重发展营利和非营利的融合模式,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在结合环境脉络对社会企业进行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社会企业的本土化表征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企业已初步形成依托传统体制、引进市场机制、投身社会目的及关注社区成员利益等四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多元互动的视角出发,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应寻求政府支持,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可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不足以防御多变的安全风险；企业安全法规遵从激励机制缺失，合规动力不足；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普及力度欠缺。解决以上难题，应基于"法律治理"思维，将"法人治理"定位为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在制度设计层面，适当借鉴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中的有益经验，以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充分发挥立法激励作用，鼓励所有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董事、高官人员的信息安全义务之履行予以充分重视，增强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     

合规管理：形成中的公司治理习惯？

合规管理内嵌于公司治理并成为适用于所有公司的普遍性约束,但存在合规管理规范的外在性以及合规管理之规与公司依法治理之法不对应的双重难题。公法属性的合规管理规范以及既非公法渊源又非私法渊源的合规管理规范有效作用于公司治理的路径受限。民商事习惯机制是公司法回应合规管理强化趋势的有效路径。为此,应借助于私法效应及实现机制促进合规管理监管规则向公司治理习惯的转化。被转化为公司治理习惯后,裁判者应关注公司合规管理在遵循规则、机构设置及职权配置类习惯、公司内部机构职权行使程序、合规管理体制适应性改造等不同类型的组织习惯。     

改进和完善我国公司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五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本文重点研究如何在我国公司制企业中，建立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制约相结合的机制。我国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权过分集中，决策政企合一；代理成本过高，代理效率低下；“内部人控制”严重，法人治理结构失衡，集体合谋寻租；董事会的产生与运作不规范；企业家阶层形成存在体制障碍。完善我国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路：１．建立法人财产制度；２．塑造出合格的国家股东；３．完善公司董事会制；４．创造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内外部环境。建立和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职工参与管理制度：１．在公司中设置职代会及工会；２．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制；３．实行内部职工持股制度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2014年的数据分析

2014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发展的节点。总体而论,其规模、格局、政府参与度和信息传播效果等,皆超越往年,基本实现“软着陆”,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石。但是,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区域、部门及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官民“互粉率”偏低等问题依旧存在。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政务微博的发展对策：一要提升认知水平,基于“国家公民”双本位的互联网政治新格局,明确主客体关系,重建治理结构;二要“去科层化”,超越传统治理模式,彰显网络技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功能意义;三要整合政治资源,增进专家治理的力度;四要妥善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优化治理生态,大力培育社会治理新元素;五要加紧升级农村硬件系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差距,力求均等化治理;六要根治现代公民的政治冷漠病,积极建构“政府公民”的互动互信关系。     

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研究

首都零售企业应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把促进首都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政府要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意识,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引导和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激励约束机制、核心零售企业主导供应链的社会责任管理机制、零售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评价和认证机制。     

自然垄断企业改革:政府规制和公司治理的融合

自然垄断企业的改革关系到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作为自然垄断企业的传统治理方式之一,政府规制在市场环境变革中已面临困境。实践表明,在政府规制框架下,对自然垄断企业进行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公司化再造是提高自然垄断企业绩效的根本之策。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把政府规制和公司治理进行融合的新的改革思路。     

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性条件的超边际分析

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在企业治理结构、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性条件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性质、企业剩余收益权和控制权与政府及经营者的关系,采取相应的改革战略。在实行治理结构创新的同时,对财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以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现实与责任:企业慈善行为分析

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企业在社会慈善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企业慈善行为主要基于经济利益、社会责任和政治目的三个方面的动机,但当前我国企业慈善意识不足,企业慈善行为的组织体系及相关法律制度、激励制度不健全,需要企业、政府、公益机构多方协作,通过转变企业自身观念、强化企业慈善战略管理,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大力发展民间慈善组织,利用媒体资源引导社会舆论,培育慈善文化等措施鼓励引导企业慈善行为。     

论领域分离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阅读张康之等所著《公共生活的发生》后,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于:领域分离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背景,它是社会管理改变传统路径,进行创新的出发点。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非领地化进程出现的领域分离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及日常生活领域的分离。一方面,许多社会问题因无法及时解决而以群体性事件、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现有管理体制无法包容的新因素,社会发展中的非规则化现象日益增多。因此,正确应对领域分离后表达领域兴起的客观现实,正视社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打破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寻求社会治理结构伦理化的合作治理是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创新。     

何处可行: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研究

优化城市治理工作、破解多重城市治理难题，亟待地方政府的积极行动和不断创新。而审视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不仅能够精准界定可行创新空间，也能避免城市治理创新行为的失控。以武汉城管采用“呼你撕”手段治理城市“牛皮癣”为例，既要分析创新举措的运作逻辑，也要正视其演变为“呼死你”的隐忧。一方面，武汉市将“城管被动处理”变为“当事人主动上门”，实现了“我要治理”到“要我治理”的转变；另一方面，“呼你撕”系统分类比较成熟，电话和短信提醒比例随当事人反应而调整，体现了武汉市对城市治理创新边界的高超拿捏。从中可知，各级政府既要敢于为创新城市治理提供机遇与平台，并创设必要的容错机制，增多城市治理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要坚守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绝不能逾越法律、制度以及技术红线，更不能损害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协商民主在城中村治理中的价值与实践

城市化加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使城中村及村转居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一方面,该区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集中多发态势,另一方面,城中村居民自主管理、民主法制意识和利益诉求在不断提升,而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却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致使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致理想状态。因此,探寻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的最佳结合点,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城中村治理中实现政府与村(居)民良性互动的要求,同时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机制和协商沟通机制。鉴于目前基层协商机制运行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故应着力于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协商主体能力的培养,以切实推动城中村社会治理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