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与实现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借鉴,是解决中国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在政府治理社会的诸多领域起到重要协助作用,在提高民众公民意识、畅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方面起到基础性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应提高思想意识,营造重视社会组织的良好氛围;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规范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     

社会治理是系统的社会工程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共建社会秩序的活动,目标是建构新的治理“主体-体制-机制-机理-环境-架构-过程-秩序”的社会系统结构和运行模式。社会治理作为系统的社会工程活动,其基本内容是从社会系统整体出发,整合社会治理机构;培育社会组织,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三级衔接的多类型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工程强调从价值、规律、情境出发建构社会模式的方法,为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是继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后,再次关注政府和社会关系,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在彼此信任、权责明确、规范保障的前提下,构建起相互独立、合作互动、政府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要达到这样的关系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放活,社会组织同时自立自强,共创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社会组织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快速发展本身也被当作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毫无疑问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也应该主导社会组织的组建。政府过于积极地主导、甚至"操办"社会组织的组建将会违背社会组织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初衷,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政府不应该是社会组织组建的主导者,而应该是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引导者。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一种不同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中国叙事

作为理论舶来品,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对中国政社关系的解释力有限,需要一种中国化的理论予以超越和替代。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不同于公民社会模式、法团主义模式,是关于政会关系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叙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的基本内涵,包括静态的协同关系和动态的演化过程两个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论,不仅是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予以理性分析、科学解释的描述性工具,而且是对其发展予以合理引导、预测的规范性尺度。为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必须按照国家治理的要求,在国家建构与社会生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政会互信,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各社会组织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予以调整。     

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今后一个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其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组织发展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管理职能、维护我国社会秩序稳定、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推动社会组织发展,要转变政府观念,树立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理念,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伙伴关系,完善政策法规,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制度保证,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激活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     

走向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解析及其创新前景——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基于社会治理内涵的解析,分析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可采取政府和公办社会组织主导、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格局,策略选择上应注重党和政府的引导策略与地区策略,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策略。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模式可以采用协同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     

走向有机团结：我国社会治理的模式转型与创新路径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有赖于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对探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分。文章吸收这一思想中"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核心观点,探讨社会团结与社会治理的契合性。按照社会团结的意识特征、分工特征、规范特征、组织特征四个要素,考察了当下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现况,认为其具有"机械团结型"治理模式特征,还需要从强化服务意识、深化主体分工、完善治理规范、发展社会组织等方面,实现向"有机团结型"治理模式的治理转型与创新。     

以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夯实改革发展基础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规避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培育、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着力建构多方联动、合作治理社会治理机制,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顺畅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和依法及时合理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又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和着力点。     

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在当前积极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构成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及部门保护主义的体制性问题。对此,一方面需要完善政府主导的个人及企业信用信息库建设工作,强化各级政府及司法部门的监管职责及法律惩戒;另一方面则需大力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及商会组织,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信用管理,必须要借助于地方性的行业协会及商会组织治理,与国家及市场有所区别而又良性衔接的社会性行业治理是未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中心要旨之所在。     

社会企业在全球兴起的理论解释及比较分析

社会企业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社会企业的兴起是一种全球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企业兴起的理论解释包括政府和市场失灵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社会起源理论。社会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兴起有着不同的主导因素,包括公民社会、商业创新、社会问题、政府推动和治理失败。我国社会企业的兴起受到非营利组织资金压力、政府政策扶持、商业精英进入社会创业领域、外国经验等因素的影响。     

社会企业：北京市构建节能型社会的创新机制

社会企业游走于公益与营利之间,采用市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公益目标,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要素,是节能型社会建设的制度创新。在节能减排领域,发达国家社会企业有着成功经验,而我国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还是空白领域。社会企业是北京市节能型社会建设的创新机制,实现节能型社会建设主体结构创新、资源动员形式的创新,以及节能与发展目标的创新性结合。北京市发展社会企业有着必要性和可行性,需要制定相应促进策略,使北京市节能型社会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社会企业理论演进及其对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启示

通过对国外社会企业及社会企业创业理论演进的分析,认为社会企业家通过持续的创新,用商业的规则去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有助于弥补政府与市场对贫困和边缘群体社会服务提供的不足。因而,建议在我国建立有效的社会机制,探索有效的培养与训练途径,以促进社会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

技术创新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能力,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社会资本对知识资本存在正向影响,而知识资本又对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通过对华南地区160家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对企业的社会资本、知识资本对技术创新的这种正向影响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通过对组织学习显著的正向影响来影响企业知识整合的能力,而知识整合对技术创新则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企业的内部社会资本必须通过知识资本的形成和整合才能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     

论技术创新的社会系统效应与本质

技术创新是目前企业谋求生存发展的根本出路.本文从企业的社会环境系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建制、社会动力系统、社会化过程、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较为深入地揭示了技术创新的社会系统诸要素的综合效应、本质和规律,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并同时阐示了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所存在的诸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具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企业的立法及其法律形式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企业开始在全球兴起,部分欧美国家和韩国创制了新的法律形式,这股立法风潮已经形成世界性的影响;社会企业立法框架关键因素为：确保追求社会目标,促进参与经济活动、民主的治理结构,保障民间所有权;诸国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条件和对社会企业的理解不同,对于如何确定社会企业的新型法律形式,存在三种不同类型：合作社形式、公司形式、无特定法律形式;当下我国的社会企业,可以采取公司、福利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法律形式,国家在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方面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在公司的类别中增加社会企业组织类型,稳妥开展政府层面的社会企业认定工作。     

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兼论“限薪令”的调节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不仅需要资本的支持,而且需要公司治理的保障。基于3543家A股上市企业2003—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资本市场治理下,市场竞争能否促进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限薪令”又如何影响竞争与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改善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并且“限薪令”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竞争对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通过削减国有股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进而促进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但是,市场竞争只有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才能形成创新效应。可见,产权并非企业创新的直接决定因素,治理质量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推动创新发展;同时,“限薪令”存在正外部性,能够与市场竞争在国有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实现协同效应。     

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强调以法治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考虑经济与社会如何实现协调共进的问题。市场经济法治原本就应与社会治理创新相生相伴,不应忽视社会治理创新需求而单纯追求经济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专注于追求GDP增长,严重忽视了社会治理创新,衍生了大量社会问题,进而阻滞了经济发展。当下最为关键的是,结合社会治理创新在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理念方面的新要求,审视中国市场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结合中国对市场经济法治的顶层设计,确立扩展公民自由、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众参与能力、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     

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和财务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新都是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重要因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进行企业创新都需要资源投入,在企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企业对于这两种途径需要做出合理的选择和资源配置。通过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积极作用,企业创新也对财务绩效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创新在其中扮演着调节作用,在低企业创新的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会增强。实践意义在于为企业正确理解和成功运用企业社会责任来提高企业财务绩效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