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春秋行人的知识结构

春秋时代是中华文化的滥觞时期。春秋行人是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群体,他们以其特有的知识、智能、思想艺术在春秋时代政治、文化、艺术舞台上一展身手,他们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对后世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主要从春秋行人对《诗》、礼的掌握和运用,对以《尚书》为核心的历史知识、以《周易》为核心的哲学知识的了解等几个方面加以考察,揭示其在社会动荡、王纲解纽之时得以存国兴邦、抑暴制乱的内在原因。     

试论《左传》的行人辞令

《左传》记述了春秋列国间一系列外交斗争场面,保存了很多语惊四座的行人辞令。这些行人辞令,是战国纵横辩说的先驱,对后世论辩文体也有重要影响,所以值得单独提出来谈一谈。     

以圣统贤：《春秋》贤者形象的建构与辨证

通过对《春秋》贤者形象的考察,可以发现《春秋》中季札、子产、管仲等人,以其才学、才智、才干为本国图谋政治而被誉为贤者;这种贤者形象又有因重常而失之权中、因实用而具有破坏性、因国家和地域的局限而各自为政的阙失。德与才内通、圣与贤统一标准提出,使得后世得以矫正这些昔日贤者身上的道德罅漏。使重新定位他们的贤者身份十分必要。为此,《春秋》当时及后世诸传用“以圣统贤”的指引和“以贤成圣”的追求为道德理想提供终极指向,并为现实政治实践提供有益指导。     

两周社会转型时期的行人

西周时期出现了行人之官,他们起到了沟通上下、维护宗法制与分封制的作用。进入春秋后,行人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活跃起来,他们奔走四方,在兼并战争中为各自的诸侯服务。随着社会剧烈的变化,战国时期,行人的外交活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职业外交家们,即纵横家。本文主要从行人产生、辉煌和衰落三个阶段进行梳理,以此窥探两周时期的社会变化。关键词：西周;春秋;战国;行人;纵横家     

《春秋》体例及“一字贬褒”笔法简析

《春秋》以其简短而独特的体例和“春秋”笔法,受到了后世的关注。《春秋》一书的体例并非孔子始创而是孔子对上古史官传统遗迹的一种坚持与重新发扬。     

春秋纬篇目辨析

春秋纬的篇目以《后汉书.樊英传》中李贤注列举的13篇和有宋均注的《春秋命历序》、《春秋内事》共十五篇为基本篇目。后世在对春秋纬辑佚时由于学术观点以及所见佚文的不同导致春秋纬篇目逐渐增多,今天能见到佚文的春秋纬大致有24篇。在对春秋纬进行研究时,我们应当以前15篇春秋纬的佚文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其余作为春秋杂纬以备参考。     

略论《左传》中的盗与贼

<左传>中记述甚多并活跃于政治权力场领域内的"盗"、"贼"等,是春秋政治范围内凸显出的一群特殊人物,他们是任侠者的先驱.战国时期及其以降,任侠之风的盛行与此密不可分,后世所谓的任侠精神多肇始于此.     

试论春秋公羊学派对历史文本的认识

春秋公羊学派在诠释历史文本《春秋》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对于经典文本《春秋》,他们一方面十分重视,认为《春秋》是圣人所作,“《春秋》慎辞”;另一方面,出于构建理论体系的需要,他们又努力摆脱历史文本的限制,提出“实与而文不与”、“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春秋》无达辞”等诠释命题,试图超越历史文本,建构历史哲学。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论《左传》的长篇叙事文学特征

《左传》在记叙春秋历史时采用了长篇叙事文学的结构。这种叙事特征的形成,是由春秋社会。思想文化和春秋社会历史特点所决定,在全书中通过连续记叙相关史实、纵向展示公卿家族命运、描写预言与灾异、记录人物谈话和书信等方式表现出来,对后世叙事文学有较大影响。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春秋外交辞令,或雄辩滔滔,理直气壮;或声东击西,隐晦其说;或刚柔并济,绵里藏针;或言近旨远,辞浅义深,显示出很高的语言艺术,体现了春秋时代辞令文学的语言风格。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后世的文学。     

钟离国史稽考

钟离古国,文献有记载但仅只言片语,不成系统。近来钟离国君墓的发现使人们对于钟离国史产生浓厚兴趣。本文将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对钟离国缘起、地望、氏出及其春秋时期的有关史事进行辨正考察、综合研究,提出钟离古国灭亡不晚于春秋中期、钟离君柏墓葬可能要早到春秋中前期的新认识,并就《左传》和《史记》中几处有关钟离地望的记载,重新做了推定。     

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春秋时人在对周王的某些行为以及周王室现实处境的认识中，渗透着王室将倾的忧患意识。春秋公室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时人对公室生存的忧患情结。而“守宗保族”的观念在当时则嬗变为强烈的宗族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中也暗含着特定的忧患因素。春秋忧患意识的认识根源主要有为政者品行不正、政策不当、行礼不端、奢侈贪福等几种情况。春秋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一是层次性，它发生在周天子、诸侯以及臣子等不同层面；二是阶段性，春秋前期忧患意识主要是针对周王室，到了春秋中后期忧惠意识则过多地加进了忧患公室、忧患宗族(或家族)的内容；三是普遍性以及批判性，春秋忧患意识波及于诸多层面与场合，春秋时人常对缺乏忧患意识者予以批判。     

《国语》中的神与民——政治哲学视阈下的春秋宗教信仰

《国语》一书存在着一种神民并举的现象,即凡出现神处,往往会有民与之合称,我们可将其称之为一种独特的神民叙述。这种神民叙述无疑透彻着春秋时期的宗教信仰,而隐身于《国语》书后的君主形象,又赋予了这种神民叙述一种独特的政治语境。当然,神民叙述本身存在的保民逻辑也使其成为先秦时期治世的一种政治哲学。由此,在这种政治哲学视阈观照下,春秋时期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镜像。     

吴王阖闾都城考——关于苏州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的讨论

在苏州西部山区发现的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群和许多高规格春秋墓葬,印证了宋代方志所记“吴故都在馆娃宫侧”的传说,从而使春秋晚期吴国都城显露出本来的面目：西为吴国故都,东为新都吴大城,中部郭城之内则有姑苏台,东西绵延约20公里,显示出一方霸主的强盛国力。     

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复音化程度的差别

文章用大量的数据证明:汉语复音化之初越是口语性强的作品,复音化的程度越高;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却反过来,即越是书面语强的作品,复音化的程度越高.     

春秋时期魏世系研究

厘清魏氏的世系关系,对了解晋国乃至春秋战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魏氏先祖毕公高乃周文王之子,其后毕万一支入仕晋国,毕万生芒季,芒季生魏犨,犨生悼子,悼子生魏绛,绛生魏舒,舒生魏取,取生魏侈,侈生魏驹,春秋时代魏氏宗主可考的共此十代。     

曹魏时期邺城园林文化研究

邺文化始于春秋齐桓公时期,其历史传承大致分为春秋战国时期、曹魏时期、十六国时期和隋唐以后等阶段。作为邺文化的鼎盛时期,曹魏时期邺城的城市园林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造型之精美、环境之优雅,在我国园林建设史上有开创性意义。邺城建设中首次出现了中轴线对称布局和路网丁字交会的格局。当时的园林建筑高大雄伟、主题明确、特质清晰,特别是首创园林和军事防御工事一体的建筑模式、大规模大面积人造山水景观、独特的装饰风格和引入佛教思想,对后世园林文化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不学诗 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 ,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 ,也是对春秋时期四百年赋诗言志的总结。《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有 :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 ,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以《诗经》为外交语言充分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 ,并且可以含蓄地展示国家的实力 ,包括国内君臣、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 ,赋诗言志不仅属于那个时代 ,而且在整个文化史上有重大的影响     

殷周人神关系之演进及思考

殷周人神关系问题是历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古史研究以及对中国文化认识方面的许多分歧皆与此相关.本文以殷墟甲骨文为据,论证了殷代的神本文化及其主要特征,指出在殷代及其先的神本文化条件下,不可能产生高于神或与神并肩而立的"英雄";接着论述了自殷末、西周到春秋中期的文化特征,这一阶段应是由神本向人本的转变时期;中国人本文化是春秋中期之后确立的,并考察了中国人本文化的特点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指出了研究本题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