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涛的《说文》逸字研究

清代沈涛的<说文古本考>虽非研究<说文>逸字的专门之作,但其补充<说文>失收的逸字凡141个,数量可观.在详细考察所补逸字的基础上,总结其考证条例有二:一、根据<说文>本书和他书的说解作为内证增补逸字:二、利用他书引用<说文>的异文作为外证增补逸字.进一步利用后世发现的沈涛所未见及的前代典籍印证<古本考>的结论,认为<古本考>方法可行,征引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有据,因而结论大多可信.尽管在过去学界对<古本考>很少关注,但事实已经证明它的价值不容忽视.沈涛的研究方法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他的研究成果是<说文>校勘和大型辞书编纂的有益资粮.     

王船山四书学著作与《船山经义》年考

船山四书学著述主要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等.根据所考,正其名定其时,以为已佚的<四书详解>和<四书集成批解>其实分别就是<四书训义>与<四书笺解>;并且,各书成稿有一个从<稗疏>到<考异>,进而<读四书大全说>,再到<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的先后秩序问题.是故,可知有二:其一,船山治学其学深博无涯,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汉学与宋学兼治,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其二,船山四书学著述可分为早年、晚年两个时期区别对待.此外,对与船山四书学思想颇有关联的<船山经义>之内容和写作时间也作了细致考订.     

王安石《尚书新义》辑补

王安石<尚书新义>为其变法的理论支柱,但久已亡佚,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一)--<尚书>>一书辑录王氏<书>说554条,然遗漏东阳陈大猷<书集传>一书.<书集传>引王安石书说259条,42条同于诸家所引,58条可与诸家所引相互参正,其中159条不为历代<尚书>家引述.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     

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凤是清代常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宋氏认为<春秋>微言莫备于<论语>,故<论语>中的"大义"也须从<春秋公羊>中求之.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本文从著作缘起、研究方法、学术特色等方面作了得失评说,阐述了其人其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三"与郭沫若的易学思想

本文对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提出的"古人数字的观念以三为最多"的命题进行阐释,认为,<周易>阴阳二爻作为生殖器的取象,不仅在<周易>中能找到内证,也符合中国古人象喻思维的特性.阴阳二爻错综重叠而成八个不同的三画卦,三画卦两两相重又构成六十四卦,这正契合了老子的"三生万物"说.无论是三画卦还是六画卦,都是天地人三才的取象.这种三才观对古人"崇三"的民族审美心理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而<洛书>的九宫图,也是这种三才观的推衍.     

论《庄子》的“三言”笔法

从建立思想理论体系的学术方法入手研究<庄子>,将对<庄子>一书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以及庄子思想的特质产生新的认识."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它们作为<庄子>的独特笔法和思想学说的表现形式,使<庄子>具有了"微妙之理"和"精绝之文".寓言乃借他人之名来论说自己所要阐明的道理.庄子通过特有的艺术形象寄托思想,使自己的理论大都以寓言的面貌呈现出来.重言即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其目的在于提高思想的可信度.卮言则是与道相应,符合自然分际之言,是<庄子>书中最精彩、最玄奥的言语.卮言旨在阐扬庄子哲学的精神实质,在<庄子>作品中往往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三言"在<庄子>中相互统一,密不可分.虽然"寓言"、"重言"之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别,但卮言将两者巧妙连结起来,使<庄子>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三言"所言说的重点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庄子真实思想的具体呈现.通过"三言"的互相配合,<庄子>书中诗性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开阔的意境和深邃的思想结合得天衣无缝,由此构成了<庄子>有别于其它诸子的独有特质.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门阀制度与《魏书》“秽史”之名

<魏书>"秽史"之名流传至今.从<魏书>在北齐得"秽史"之名的过程及其原因分析看,<魏书>"秽史"之名与此期间的门阀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魏书>被污为"秽史",实质上是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     

《尚书·说命》及其教育思想

<尚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经典.为弄清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渊源与承继关系,不研究<尚书>是不行的.<说命>是古文<尚书>中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篇章.<学记>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如"教学为先"、"学学半"、"循序渐进"等,皆引自<说命>.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大.本文对<说命>之真伪、价值阐述了作者的意见,并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剖析.这在教育史界尚属首次.     

“津人之善医者蒋仪”真伪考——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83;子部&#183;医家类存目》析疑一则

<天津新县志>载"津人之善医者"蒋仪著有<医镜>和<药镜>两书.然经考证,<医镜>乃明·王肯堂所著,蒋仪只是校订刊刻.而名为蒋仪者有二,一为明末清初浙江职业医家;一为隶天津卫军籍的明代进士.<药镜>乃浙江医家蒋仪所著,而非津门进士蒋仪所著.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天津新县志>为首的诸家著述未加详考,将两个蒋仪混为一谈,乃致百年之误.     

恋父、审父、弑父的宿命纠缠——李安电影文本的一种症候阅读

李安的电影除早期的<荫凉湖畔>(1982)及<分界线>(1984)外,其余的10部影片,无论是最初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还是后来的<卧虎藏龙>、<断背山>、<色戒>等,无不宿命般交织着一种恋父、审父、弑父的复杂症候,有的作品以恋父为主,有的又以弑父为主,或以审父为主.且恋中有审,弑中有恋.     

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的诠释: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考察

司马光是宋代<中庸>诠释的儒家先行者之一,但其<中庸广义>一书佚失已久,学者鲜能了解到其具体的诠释思想与理论特色.笔者根据卫涅的<礼记集说>中所辑出的若干材料,与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中的相关材料相结合,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来具体讨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诠释.从后来成为主流之道学的学术范式看.司马光对"性"与"诚"的论述都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从另一方面看,司马光提出的诸多问题,不论其论"性"还是论"诚",都成为了后来道学的核心语汇.因而,不论是义理上还是经术上,司马光一方面承接着汉唐之旧传统,另一方面虽指向了宋明之新风气,但又尚未达到穷深极微、洞彻心性本体的境界.     

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平议

柳荣宗的<说文引经考异>是<说文>引经研究著作中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重要著作.柳氏的研究方法不是"据<说文>所引以考同异",也不是据今传本经书在流传中的用字变化来考辨与<说文>引经的同异,而是针对汉儒古今文的"师授不同,读有或异"来进行"考异",以揭示<说文>引经与今传本经书用字不同的原因.柳荣宗在文字的考释方面有着较为科学的语言文字观,所考释字之假借、通用或引中多为确论.然柳书对古文经和今文经版本的流传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有些考释的结论不够严密精准.     

老子不是李耳——老子考辨之一

关于老子的身分、生平与<老子>一书的作者到底是谁的问题,虽然长期存在争议,但通常的说法都是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倾向性看法为依据,即认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其实,无论是从李娃起源的时间与由来、先秦称人名书之例以及<老子传>中所栽李耳与孔子后裔代数的差距来看,还是从先秦主要典籍中都无有关李耳的记裁,更无老子、李耳互见的文献来看,都可以肯定,老子并不是李耳.     

《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著,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魏晋南北朝人才思想中的杂家色彩分析——以《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定儒学为一尊的思想禁锢被突破,思想界儒、道、名、法诸种学说互相渗透,形成彼此会通的复杂面貌.<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不专为一家之言",是魏晋南北朝思想领域中涉及人才问题的两部极有特色的著作,其人才思想中均具有较浓的杂家色彩.但总体而言,<人物志>兼儒、名、法、道,儒为其道德指导原则,至于思想方法及内容上则以名、法、道居多.<颜氏家训>兼儒、名、道、佛,其中儒家是主流,其余则为支流.二书"兼综驳杂"的杂家风格的形成,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其作者刘劭与颜之推的广综博学和对前人丰富思想遗产的继承以及当时较为宽松的社会现实环境.<四库全书总目>将二书列入杂家,确有其理由.     

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看钱玄同与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异同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作的序.钱玄同洞悉今古文,立场虽偏向今文学,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褒言,但他站在历史家而非经学家的立场来审视<新学伪经考>.同时,钱玄同还以辨伪的眼光,把<新学伪经考>看作一部辨伪著作,把"经"看作史料,这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叶适《习学记言》对《管子》的解读

<管子>研究进入两宋后,对其文本进行深入、细腻的诠释、解读已成为时代风尚.叶适的<习学记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他以唐虞三代之道"惟管仲知之"为出发点,对<管子>一书的思想真伪作了全面深刻的解析、评判.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的经典论断.此外,他在解读<管子>时还联系南宋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关注.     

"兵家亚圣,制胜钤键"——《吴子兵法》略议

<吴子>一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史上多有争讼,通过考证,认为其书成于战国前中期,其作者是吴起和他的门人.<吴子>的兵学思想有独到的深刻之处,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自有其重要地位,概略言之,其理论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即进步的战争观念、"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