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社会救助的重任,成为国家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建构社会救助事业活动中,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活动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既有社会的政制及社会秩序,协助国家渡过困境;而国家也正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协助其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这一“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它不具有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怀疑国家权威、制衡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     

何谓全球公民社会

何增科在《文史哲》2005年第5期撰文认为，所谓全球公民社会，是指世界各国的公民们为了影响政府决策和公民行为而在国家和市场活动范围之外所形成的跨国公共社会领域，其主体是全球公民社会组织（CSOs），它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盟、全球公民网络、跨国社会运动和其他跨国民间力量。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的民间灾荒救济

民国时期,民间各种社会力量面对灾荒频仍的状况有其积极应对措施。灾荒发生后,淮河流域既有民间个人力量的募捐,也有宗教团体的救济,具有近代化色彩的民间慈善组织尤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救济功能,总体呈现出救灾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等多种民间慈善组织致力于灾民的生活救助,并对灾区的疫病防治工作做出了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灾荒救济呈现出诸多局限性,表现在:重灾后救济,轻灾前预防;缺乏救济物资和资金;盲目垦荒等。     

论社会公民权的保障——以国家义务的适当承担为出发点

社会福利制度与公民权的结合便形成社会公民权。社会公民权之目的是确保一定的福利水平，使公民过上一种“文明化的生活”。而国家一般通过宪法等形式来确认社会公民权。公民与国家在社会公民权方面的争议可通过社会公民权的适当限制、理性的公众参与以及相应的司法救济予以解决。     

晚清民国时期美术界赈灾济困活动探析

晚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兵燹战乱造成了数量庞大的灾黎难民,迫切地需要社会救助。然而,政府却因兵革屡兴、吏治腐败、财政匮乏等因素,无力开展有效的赈济。于是,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民间力量开始肩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随着书画家力量的成长壮大,书画市场的繁荣,美术家群体将艺术活动与慈善事业密切结合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为当时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正义”思潮的盛行与古希腊城邦制度的确立

荷马时代之后所形成的希腊各邦，初时盛行的是“贵族政制”，在这种政制下，掌握政权的只是范围极其狭窄的世袭贵族阶层，他们本身并不能构成为公民集体，因而尚不能被称为城邦。但到了公元前七世纪，由于贵族与平民矛盾的加剧，古希腊社会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正义”思潮，并进而引发了广泛的立法活动，正是这些活动使得希腊各邦社会下层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各邦才形成了公民集体，公民政治才最终得以确立，希腊各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邦。     

国家权力的扩张对民间公益社团参与社会保障能量的影响——基于20世纪上半叶上海社会保障的一项实证研究

民间公益社团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在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社会服务的提供上,有着更为巨大的能量。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和政治格局,民间公益社团在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的提供方面长期发挥着实质性作用。但在1927年新的政权建立后,由于国家权力对民间公益社团在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和人事安排等方面表现出空前扩张和干预,各民间公益团体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抑制,从而使得民间公益团体参与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社会服务事业的活动能量受到严重影响。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宪法早有如下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     

借款人为公司借贷案件债权人权益的救济

传统民间借贷案件主要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当前有相当民间借贷案件发生在公民与公司之间,而在公民与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公司多为借款人。而实践中借款人为公司的民间借贷案件作为公民的债权人的权益难以救济。要对此类民间借贷案件进行准确定性,让相关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的,让责任人承担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同时,对违法所得要责令退赔受害人;如属于合法借贷关系,则让相关主体承担清偿责任、清算责任、赔偿责任等民事责任,以充分救济债权人合法权益。     

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的结合

为有效保障公民社会权,针对公民社会权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公民社会权以及权利救济的相关理论,对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结合的可操作性进行分析。分析认为,这种结合不仅有利于权利救济模式的建立健全,而且更主要的是有益于公民社会权理论的充实完善、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社会权的真正实现。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数量和种类逐年递增。近些年来,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推进政治民主化;培育公民社会;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等,逐渐成为我国政治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管理维度

构建和谐社会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国政府必须树立“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不断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有效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权力与利益;构建政府为主导、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互动协调的治理模式。实现政府、市场、公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     

我国民法适用制度的嬗变及法理思考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民法需要彰显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等价值理念。民法适用制度实现了从静态民法到动态民法的转变,尽管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事法律体系,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民法适用在现实中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为了弘扬民法的理念,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应该确立科学的民法适用基本原则,正确处理民法适用中的“法理”与“情理”的辩证关系,理性审视我国的民法解释学,以期赋予民法适用制度以现代性意蕴。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关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的思考

民间组织已成为中国社会和政府转型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虽然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前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就其与政府关系而言,近些年来,面对民间组织的迅速崛起,政府对民间组织采取过于强化控制管理政策,使得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因此,完善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是解决民间组织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兴起

公民社会的成长对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国际交往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不是以谋求政权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它的存在总体上是有利于统治者的。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促进有效的民主治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民社会运动已形成必然的趋势。     

儒家“活法”与儒式公民社会

所谓儒家"活法",是指由传统儒家倡导的义理,经历史流变而内化为人们所广泛践行的柔性社会规范,它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上的一种传统而又现实的"微观制度"。基于儒学义理两千多年的社会化历程,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的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文化特征,其公民社会可界定为儒式公民社会。因此,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与制度供给模式来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不仅在理论上会形成误判,而且在制度构建上也可能会陷入误区。     

论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要件的规定实质上反映了私权和公权之间的关系,或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除为了公共利益之维护,国家应尽可能减少对市民社会的主动性干预,而着重以为市民社会提供被动性救济途径为己任,并以此实现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对传统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要件阐述一个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