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诗歌中的"悲风"意象

建安诗歌中运用风这个外物景象较多,而且都着上了诗人强烈的悲凉慷慨之情,由此构成"悲风"意象.建安诗歌的"悲风"意象具有抒情的多样性和形象性特征.这一意象的形成与建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悲风"意象是建安文学的特色之处,也是建安风骨的体现.     

论"意象迭加"在庞德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运用

通过分析庞德的诗歌创作中"意象迭加"手法的应用及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通过比较"意象遮加"在中国古典诗词与英美意象派诗歌中运用的异同,剖析了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及其所受到的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虽然存在文化误读,但对当时英美意象诗派的发展和繁荣仍起到了积极作用.     

"意象并置"在意象派诗歌中的运用

意象派强调在诗歌创作中"意象"第一,而创作"意象"的主要技巧为"意象并置",这一技巧最早出现在日本俳句和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派诗人通过创新将它发展成为意象诗歌或是现代派诗歌的主要的创作技巧.     

古典诗歌中"夕阳"意象浅探

通过对古典诗歌中"夕阳"意象的探讨,指出诗人借助"夕阳"这一意象来表现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的领悟,抒发自己的人生理趣,展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夕阳"意象特有的审美意蕴.     

诗歌·意象·无意识:"深层意象"阐释

作为文学术语,"深层意象"既指代崛起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流派,又表示诗歌创作中用来表现诗人情感与意义内涵的意象,它还代表一种具有独特审美方式以及创作方式的诗学观.它有别于英美"意象派"的意象观.它认为,诗歌是通过意象刹那间渗透到无意识中去的艺术."深层意象"来自深邃黑暗的无意识心理;其诗歌往往表现独特的主题反映"孤独、黑暗"的深层心理.它要求诗歌关注人的心灵世界.     

论"前朦胧诗"的意象革命

为巧妙对抗文革的政治高压和喧嚣矫情的"红色战歌","前朦胧诗"通过思想知觉化的方式,婉转地传达诗人们的迷惘、渴望与反叛的情思,恢复了以客观外物呈现心理世界的"心象"原则."前朦胧诗"既故意拆解、颠倒当时流行的话语模式和意象语义系统,解构了太阳、春天和大地等传统的圣词、公共象征,又自觉创造"鱼儿"、"火"、"秋天"、"黑夜"等私设的个人象征意象,在破与立两个向度上完成了对传统意象艺术的变革与超越."前朦胧诗"在讲究"心象"原则与象征之道的共同前提下,注重彰显抒情个体意象的差异性,为个人化写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不但各人有各人意象的呈现方式和表现形态,并且一个诗人个体也时常表现出多种风格."前朦胧诗"的意象革命节制了抒情,以含蓄、朦胧效果的获得,促成了把握世界方式的立体化、间接化和内部化,对后来的"朦胧诗"构成了深刻的艺术启迪.     

论古诗词中"酒"意象的审美内涵及象征意义

"酒"是我国古代诗人(词人)特别喜爱、钟情的一个传统的审美意象.第一次有意识地赋予"酒"意象独特审美内涵的是魏晋时期的诗人.自此,我国古代的"酒诗"便以其特有的风貌影响着后世的诗词创作.到了唐宋时期,不少诗人(词人)借鉴、扬弃了前人的诗酒流韵,又赋予"酒"意象独特的象征意义,从而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酒诗词"的骨力和风韵,使之在我国古代诗(词)坛上流溢出醉人的馨香,倍受历代读者的喜爱.     

朝鲜诗人车天辂汉诗中的“剑”意象研究

受盛唐诗风和中国剑文化的影响,朝鲜诗人车天辂汉诗中的"剑"意象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抒发了诗人尚武任侠的豪情,也是诗人无尽的孤愤和高洁品质的象征。"剑"意象抒发了诗人的远大理想,也成就了其汉诗雄健奇壮的风格。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眼睛"意象的修辞研究

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意象,并通过不同的修辞手法来体现诗歌的主题."眼睛"作为人体器官,属于人体词的基本范畴,是一种常见的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统计表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体词是"眼睛".分析"眼睛"意象所涉及的七种修辞手法的特点及作用,突出诗歌的主题思想,传达诗人的丰富情感,为诗歌意象和修辞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论王耀东乡土诗歌的"泪水意象"

当代山东籍诗人王耀东已有<在历史的眼睛里>、<失去的彩韵>、<不流泪的土地>等九部诗集问世,属于"新乡土诗派"之列.该乡土诗篇形式优美、意象丰富.其中的"泪水"意象或虚化,或实指,或虚实结合,是诗歌主体精神的物化与显露,寄寓着诗人的乡土请结、家园意识和悲悯情怀,其审美价值和认知意义较为深远.但同时,其诗篇在诗艺美的彰显中也有一些不足.     

一曲蕴含儒家贞节观念与反抗强权精神的赞歌——《陌上桑》的主题内涵、形象探究

《陌上桑》“采桑女婉拒太守”主题的确立,主要是受到了当时儒家主流文化思想的影响。罗敷形象是民间反对桑林野合的现实主义意愿的集中体现;《陌上桑》是两汉社会风气由开放转向保守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引领篇章,是两汉文学思想发展的关键性标志,罗敷的形象推动了汉《乐府》德美兼备女性形象的形成。     

北宋时期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文革新,均以韩愈为标榜,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是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客观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论纲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丽"范畴萌芽于先秦两汉时期,"丽"揭示的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魏晋南北朝时"丽"范畴逐渐成型,"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建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丽"范畴审美体系。唐宋时"丽"范畴走向兴盛,"丽"是唐宋诗、词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唐宋诗学、词学理论自觉地对之进行了理性把握。元明清时期是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它在许多艺术部门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人们对"丽"的审美特征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淮南子》的情感论

《淮南子》中情感论材料丰富,虽散布于各卷中,但可从中总结提炼出这样一个体系:情感的发生论、规约论、表现论、接受论;而且论述深入详致。这一承前启后的体系化情感论发生在汉初,而且发生在一部著作中,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但可由此管窥中国古代对情感世界的较早而又较为全面的自觉性体认,而且这对研究古代文学情感学体系也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汉代由先秦的重志轻情,一变为重情轻志,在《淮南子》这里已露端倪,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人道当情”论、“诗缘情”论在汉初就已开始酝酿了。     

《孔雀东南飞》中“孔雀”的神话原型阐释

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的长篇叙事诗,全诗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开篇,选择孔雀来起兴有着深刻的神话根源,孔雀在神话中是作为中国的植物神而存在的;作品本身也是神话中死而复活原型模式的置换变形,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从相和歌到唐代大曲的演变

相和歌是汉代一种民间歌曲 ,也是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 ,它对之后的相和大曲、清商乐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而唐代大曲这种集诗、乐、舞于一体的艺术形式 ,虽然和汉代相隔久远 ,但却和相和大曲在曲式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文章试图从相和歌到唐代大曲的发展过程中来发现它们一脉相承的关系。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并非一向所说的乐府民歌,曹植应为其主要作者,《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的两个不同版本,正应该是曹植分别写作于建安时期以刘勋休妻为原型的抒情诗和黄初后期以甄后之死为原型的叙事诗.两个版本不同的序所载的时间说法不同,前者为“后汉”,后者为“汉末建安中”,留下了不同时间写作的时代痕迹.两作从序到诗作正文,无不吻合于两个不同的题材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