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通变”理论与《史记》艺术结构

通变理论是《史记》艺术结构的基本核心与总纲 ,司马迁在安排《史记》艺术结构时 ,把通变理论融于各种体例之中 ,全书贯穿着“详变略渐 ,原始察终”的进步史学思想。无论是在全书的整体结构的布局 ,还是在具体历史事件的组织安排 ,以及人物的选择、描写上 ,始终体现着作者的这一指导思想     

评儒家视野中的历史之“变”

在儒家的视野中，“变”是历史的通则，历史之“变”具有循“反”而变、变不逾“常”、顺“势”而变、变中求“善”等特点；文章对儒家关于历史之“变”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评估     

从“大王去邠”看儒、道政治哲学之分途

“大王去邠”作为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毛诗》和《说苑》等典籍中皆有记述。《史记》《毛诗》《说苑》对于此事的记述基本与《孟子》书中所言一致,《吕氏春秋》《淮南子》则是转录《庄子》之文。考察《孟子》《庄子》书中的内容,我们发现二者对于此事的记述却不尽相同。与西方的解释学有所不同,中国的经典诠释往往“寓作于编”,诠释者通过“笔削”经典文本而将自己的思想“编织”于其中。中国传统亦常采用“故事新编”的形式重构历史事件,重构的过程即为表达自身思想的过程,《孟子》与《庄子》对于“大王去邠”一事的不同叙述即是如此。通过详细对比并分析二者叙述此事时所呈现出的差异,以期从中窥得其背后所隐含着的孟子与庄子,乃至儒、道两家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同的思想路径及学术旨趣。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探

司马迁著《史记》以"成一家之言",其主观动机是在历史叙事和历史批判的史书著述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即在史书的不朽价值基础上建立不朽之名。司马迁对自我价值实现不懈追求这一精神贯穿在《史记》的创作中,表现在《史记》的每个人物身上。这种精神源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以道自任的自主精神与耻功名不表于后世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中不仅表现为对自我命运的关怀,更渗透着对历史发展规律本质的探索和对个体生命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史记》的历史思维

《史记》是一部为汉代治国道路确立历史思维的著作。《史记》的历史思维包括天人思维、古今思维、会通思维。《史记》所蕴涵的历史思维对更好地洞察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俞樟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又一次明确地说，他写《史记》是为了“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可见“成一家之言...     

论《史记》的人文精神

文学是人学 ,史学也是人学 ,作为文学和史学婚媾的宁馨儿 ,《史记》体现了深沉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体裁上看 ,《史记》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 ,司马迁不但把传主作为历史的人来看 ,还把他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史记》记录了最广泛的社会人物 ;并对所写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从内容上看 ,《史记》把神话素材进行了历史化处理 ,体现了远神重人的理性取向 ;并通过对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关系的考察 ,展示了重人事的思想 ;重才智 ,尊文明也是其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     

经权、常变的智慧——中庸之道的哲学根据

经权、常变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孔子思想中既有对"经"的坚守,也十分重视"权",甚至还使"权"获得超越于"经"的意义。惟有"权"才是人世生活中最难把握的方法,是道德伦理实践的最高境地。"权"是一门艺术,是融入族群日常生活的共同智慧。经有经道,权有权道。权虽是变,但有定则可寻,即董仲舒所说的"可以然之域"。能否合理适当地行权,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可能在认识论上被掌握,只能在每一次当下的亲自操作过程中才能获得。由经权、常变而中庸的思想理路,打造出中国人无执的哲学气质。儒家、道家都反对坚执,主张无执。对规则的遵守必须以有执为条件。所以,中国社会之法治局面的形成,仍缺乏足够的精神基础。在市场经济与后现代社会里,"经"已失去了养尊处优的地位,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

《乐记》现存两个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比较发现,两文本间文字书写多有不同,但《乐书》与《史记》的书写方式却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今本《乐书》虽是由后人补入《史记》的,但其中的《乐记》文本却有可能曾为司马迁所亲见并经手,或为司马迁为撰写《乐书》收集、准备的原始资料。这表明《乐记》应是传自先秦的一种关于礼乐文化的古文献,《乐记》在西汉多本并存、分途传播的事实也可证明此点。     

互文性视阈下的茅盾历史小说研究

1930年茅盾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对《水浒》《史记》等历史文本重新加以阐释,连续创作完成《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等3篇历史小说,开启了历史小说创作的一条新路径。将这3篇小说置于互文性视阈下进行打量,我们发现它们不仅与《水浒》《史记》等中国古代文本有着互文关系,而且也与司各德、大仲马等人的历史小说以及鲁迅等中国作家的历史小说之间有着互文关系。事实上茅盾的历史小说正是在广泛吸收和借鉴中外优秀历史小说作品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     

"扶轮"考

"扶轮"原为军事术语,它的原始意义是为乘车的主要乘员担任护卫,引申义是舍身报恩,六朝以后演绎为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情节,《赵氏孤儿》杂剧中的相应情节即由此而来.对"扶轮"这一典故的来源考索及演变过程的分析,证明《赵氏孤儿》的本事不能简单地断为出自《左传》或《史记》等史书,其更为直接的创作素材采自历代小说话本与其他表演艺术.     

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盈虚之道论雄杰——由《项羽本纪》等篇谈《史记》人物塑造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极具文学色彩,其性格表现与历史功过,无不体现司马迁以人物承载历史的史书创作的人文情怀。项羽、韩信、刘邦等栩栩如生的形象,演绎着《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价值与人文精神。     

《北齐书》“口马”辨

史书中有＂口马＂一词,最早出于《北齐书》,释义纷纭,有解释为＂良马＂＂骏马＂的,有解释为＂牲口马匹＂的,有解释为＂奴婢马匹＂的。其实,《北齐书》中＂口马＂的＂口＂指的是＂奴仆＂,＂马＂指牛马等牲畜,＂口马＂意谓奴仆牲畜。     

《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对《史记》进行的注释、评点研究,在明代以前各为殊途,稀见集两方面成果于一书的全面系统之作。清代程馀庆所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创新体例,集注集评:集古今之注,尤重地理注解,方便后学;集历代一百六七十名家之评论,眉批评点,成一家之言。程氏之书,实为《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史记》与清人的史表研究

史表作为史学著作体例之一而被确立下来,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后代史家追踪马迁,或编纂史表,或研究史表,使史表的内涵和功能有了多方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运用史表、研读史表的传统,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关于史表编纂和应用的理论。这一点在清代史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读表、研表和作表用力之勤为前代史家所少见,说明史表在清代已臻于成熟。他们对史表编纂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对今天的史书编纂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赵翼的诗和史学

赵翼号瓯北,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文人。生前以诗人名世,与同时之袁枚、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诗家,收于《瓯北诗集》者达4883首之多。身后则以史学家见称,与钱大昕、王鸣盛齐名,其文学著作主要为《廿二史札记》与《陔馀丛考》二书。关于《廿二 史札记》之评价,原在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之下,其后则逐渐提高而列于钱、王二人之书以上。其主要价值在从史法与史事方面,就二十四史原书作具体的分析评论,因而于初读二十四史者有导读的作用,为史学方面特具创造性的成就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