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     

庄本、夫容馆本《离骚章句》异文辨析

王逸《楚辞章句》的传本不同便异文迭出,因而,对《楚辞章句》异文进行校勘疏证非常必要.明隆庆五年(1571)豫章朱多火奎夫容馆重雕宋版《楚辞章句》本(简称夫容馆本)是海内公认的善本,历来为《楚辞》校勘界所推重.清乾隆十五年(日本宽延三年《1740》)日本学者庄允益曾校刊王逸《楚辞章句》单行本(名《楚辞王注校本》,简称庄本),其文字与海内传本多有不同.今校庄本、夫容馆本之《离骚》部分就有异文一百十七处.勘比结果,庄本的讹误率大大低于夫容馆本,特别是它的王逸注文部分,的确朝“独存王氏之旧”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笔者以为庄本的校勘价值(尤其是王注部分)应在夫容馆本之上,治楚骚者应予以高度重视.     

刘勰论楚辞二题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第一次将"骚"单列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学观显然受到刘勰的影响。《昭明文选》按文体编排,将"骚"单列,在"赋"、"诗"之后,位居第三。《辨骚》篇中由于刘勰的宗经思想带来了理论上的矛盾,并对楚文化及战国文化对楚辞的作用论述不足。     

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校记

本文以汲古阁原本《楚辞补注》为底本 ,参以笔者所见其余六种版本 ,对《渔父》一篇的王逸注解详加校勘 ,列其同异 ,定其得失 ,以求恢复王注原貌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刘勰《辨骚》平议

刘勰《辨骚》的学术基础是两汉的《楚辞》学。汉人对屈原及《楚辞》的评价虽然有褒贬两端,而皆以儒家经义之旨为准绳,往往失之于偏颇。刘勰始从经学中挣脱出来,多着眼于文学加以评骘,是其进步之处。《辨骚》列举十一篇《楚辞》作品之名,对于考辨六时期《楚辞章句》十一卷本,极有文献价值。     

早期《楚辞》评点校刊者冯绍祖考论

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是较早问世且影响深远的一种评点本,对于该本校刊者冯绍祖,目前学界了解较少。经过考证发现,冯绍祖为冯觐之孙,与黄汝亨交善,且有书信及宴饮唱和之往来。其评论《楚辞》,注重屈子之"怨"情,推重屈赋,许之为"情文",同时在《楚辞》版本择取上,以古为尚,"断以王氏本为正"。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庄本、夫容馆本《离骚章句》异文辨析（二）

日本庄允益本《楚辞章句》(原名《楚辞王注校本》,简称庄本 ) ,不仅对校勘国内所传正德本、夫容馆本等善本中的王逸注文很有帮助 ,而且对校正国内所传善本中的《楚辞》正文及了解《楚辞》语音的演变情况也大有益处     

重文轻术 附依以传——论《文选》骚类与唐代文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唐代,由于文人重文轻术以及诗文革新运动刻意贬抑楚辞,楚辞学在唐代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在此形势下,《文选》骚类对唐代楚辞学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唐代文人如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李贺、皮日休等对楚辞的接受大都受到了《文选》骚类的影响。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

西村时彦(1865-1924),日本明治大正间汉学家,尤精于楚辞.他对楚辞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采集收藏《楚辞》类典籍一百余种,其中有善本(明刻本、清初刻本)二十余部,日本刻印本十二种,西村手抄本二十七种,多为中国学者所未见;(2)西村藏书多有批校、考证,并完成研究性著作四种:《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不分卷.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稼轩词题序研究

辛弃疾是两宋词史上留存题序数量最多的人。稼轩词题序纪实性强,注重社交功能的发挥,经常有"戏作"、"解嘲"的字眼。稼轩词题序的特点反映了他作词所受的多方面影响,展示了他一生心态的变化。其题序创造了一个"白首为功名"的爱国词人形象。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     

《楚辞》研究:功夫在书外——以《楚辞》文献研究为例

本文主要以《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以例证的方式说明:《楚辞》研究要想有所进步和发展,必须注意《楚辞》研究以外的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同时必须注意非专业的《楚辞》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研究成果。只有同时注意到这些学术研究成果,《楚辞》研究才可能有所新的突破和成就。     

姜亮夫先生与楚语研究

楚语,是楚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和楚声、楚地、楚物共同形成了"楚辞属楚"的这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研究楚辞中的楚语,是楚辞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楚辞中的楚语研究是四者中最薄弱的环节。东汉王逸及宋代洪兴祖为后代的"楚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楚语"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楚辞》中之"楚语"的专著。姜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他深厚的学术根基两方面相结合,为20世纪楚语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     

论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在中国楚辞研究史上颇有影响。他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又有开阔的视野 ,既能站在较高的思想层次和文化层次上考察楚辞产生的原因 ,又注重对楚辞文本的研究 ,比较正确地评估其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 ,因此 ,他的许多观点以及研究楚辞的方法对后世的楚辞研究都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求索

《楚辞》中的宗教蕴涵,包括宗教沉思与生命修炼的两个层面。宗教沉思表现为对于神灵世界的向往、对于神圣原则的追求以及与神灵亲近交游的激情。《楚辞》中的生命修炼术则有吐纳餐气、服食药饵、凝神守一等多种。宗教沉思与求索不仅是《楚辞》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艺术构思的重要因素,因而深深地渗入《楚辞》的内在精神之中。     

解释学视野观照下的《楚辞补注》体例

洪兴祖《楚辞补注》是现存最早以"补注"形式出现的古籍解释著作。洪兴祖创制并选定"补注"体来解释《楚辞》,有其必然性。它是洪兴祖针对《楚辞》文本的抒情特征和以往《楚辞》解释存在的不足,依据自己"补不足,发己意"的解释目的,凭藉解释体式的传统和经验来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