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道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道教发展到唐代，由于老庄思想的介入而发生了显著变化──道家哲学成为道教思想支柱；轻方仙道术，重心性双修；道教全民化。唐代道教渗透于唐代文化各方面。本文拟从唐人的文化心理意识、审美情趣和唐代的文学、艺术、民俗、科技诸方面探讨唐代道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及唐文化的道教特征，说明唐代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作用。     

论唐代的“工具赋”

唐代工具赋在赋体文学题材开拓上具有创新意义,其主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家之理,儒家之功,佛家之悯。唐代工具赋是赋家对工具的巧妙构造所作的颂歌,又是对工具所含哲理的阐释。由于工具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特点,从而创造出一些独有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唐代工具赋给后人留下了当时器物形制、构造、使用的有关情况,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具有较高的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论晚唐律赋三大家的咏史怀古之作--兼论闽地律赋创作兴盛的原因

对晚唐律赋三大家的咏史怀古之作加以比较,指出他们在主题的提炼与题材的选取以及叙事、议论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同时探讨了闽地律赋创作兴盛的原因,以为作家们之间的彼此推崇及创作上的相互借鉴,使得唐代律赋创作史上出现"闽军"称雄这一奇特现象.     

李商隐与道教

李商隐是一位道教信仰者。他自少年时代就亲自参加过道教的养炼实践,入仕后也一直与道教保持着密切联系。李商隐修道属于上清教派,注重“内丹”法,从哲学层面更多地吸收了老、庄的道家思想。李商隐对道教神仙之说也曾有过怀疑并加以批判,道教一定程度上是他追求功业、修身养性的工具及失意时心灵的寄托。然而道教经典及上清教派的“内丹”、存想思神等方术却极大地影响了李商隐超俗的人格、情感、思维与审美,铸就了他魅力独具的诗作。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唐代道教文学史刍议

唐代道教文学研究在"宗教与文学相互关系"方面成果最为丰硕,在吸收20世纪70年代以来道教学研究成果方面仍待加强。唐代首次形成遍布全国的道观网络,多部道经在国家制度的支持下成为全民熟读的典籍。唐代形成了一套融合所有道教传统的科仪经系以及相应的道经位阶体系,这决定了唐代道教文学独特的知识谱系。六朝时期不同经派背景的仙真被整编到唐代道教仙山地理系统之内,仙山地理的相关道教文献是唐代道教文学尚待开拓的领域。     

儒、释、道的德治观

儒学、佛教和道教均有其各自的德治观.三家的德治主张既有相同之处,又具有各自的特点.认真地批判继承三家的德治思想,对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当今社会体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陆龟蒙隐逸题材小品

晚唐小品作家陆龟蒙在长期的隐居生涯中创作出大量隐逸题材的小品。综观其内容,或借评价历代隐逸高士的事迹表达自己的高洁人格与隐逸情怀;或展现自己饮酒、读书著述、品茗、探胜、垂钓等高雅的隐逸生活情趣;或通过影射利令智昏、堕入统治阶级欺骗罗网无力自拔的利禄之徒,以彰显自己坚守洁品的隐逸之志。陆龟蒙的这类小品,兼具犀利冷峻、疏淡自然与沉郁哀婉等多种风格,不仅丰富了陆龟蒙自身小品的内容,也拓展了晚唐小品的题材领域。     

论唐寅的“视觉典故”

中国画的发展存在着一种可称为"视觉典故"的现象,在文人画中表现最为明显。本文以明代吴门画派画家唐寅为例来讨论其中的相关问题。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视觉典故"的概念,二是唐寅关于视觉典故的运用。本文认为,视觉典故的运用,使唐寅绘画富有强烈的智慧特点,他的绘画不是图写物象,吟弄花鸟,而是追求生命的"真性"。唐寅绘画视觉典故的运用,反映了明代以来文人画的独特旨趣。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生平事迹考论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一生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的诡秘行踪颇值得玩味,他最终皈依道教的选择及对自己道人身份的认可迥异于当时岭南遗民逃禅的普遍风气。薛始亨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鼎革前意气风发的求学阶段;鼎革后风雨飘摇中的奋然挣扎;中年绝望之际的退隐江湖;晚年参禅、入道之间的游走与徘徊。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管窥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的隐微心态。     

平生心事向玄关——徐铉与道教

徐铉是宋初名臣，与道教关系密切。由于地域和政治的原因，徐铉与茅山上清道教颇有渊源。在思想上，徐铉的儒家立场是首要的，但道教理念仍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他通过“教化”将二者调和统一。这种观念的形成既有儒家的因素，也有道教自身从唐以来的传统。道教理念对徐铉的影响，既体现在希求退隐的人生观上，也波及到文学创作。     

《八十七神仙图卷》与《朝元仙仗图》图像分析研究

徐悲鸿纪念馆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图卷》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优秀作品,宋代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无论是表现题材还是图像结构都与其十分相似。通过对这两幅作品图像的分析比较和相关史料的挖掘梳理可得出结论:《八十七神仙图卷》应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真迹,而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则是《八十七神仙图卷》的摹本。这一结论在当前艺术史界普遍认为吴道子真迹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论张祜的宫词乐府和山水寺庙诗

张祜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宫词乐府与山水寺庙诗两方面。他写开元、天宝遗事的宫词可分为颂歌、伤感、讥刺三类 ,三者有机统一 ,具有“诗史”的价值。写传统题材的宫怨诗则笔法细腻 ,已逗露出“曲子词”的气息。乐府受南朝乐府民歌影响 ,现实性不强 ,游离于“新乐府运动”之外。他的山水寺庙诗 ,借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唐诗的分类 ,可以分为“盛唐体”、“大历体”、“晚唐体”三种风格 ,三种风格是他不同时期的经历、心态的写照     

黄滔著述考略

黄滔是晚唐时期一位重要作家,在诗、赋、文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留下来的著述很丰富,五代时期闽国文化的发展也有黄滔的功劳。但由于他处于唐季末世,唐朝灭亡后,避乱于闽地一隅,后代的人知之不多。本文对黄滔著述的历代著录及其版本情况作一个简要的梳理,旨在为进一步研究黄滔及其文学成就做文献调查的基础工作。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论陶弘景的文学创作

陶弘景是南朝著名的道士、学者和文学家,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被他作为道教宗师的光环所遮掩。陶弘景早负文名,诗文辞赋,众体皆备;内容上表现出对社会、对他人的关爱之心;感情上显得真挚深沉;总体上具有自然秀美、清新隽永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