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认同到消费认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

在对农民（工）的传统身份进行简要回溯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历史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进行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聚焦制度结构变迁与农民工实际的生活处境,以消费为分析主轴,重点考察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的认同差异。研究认为,在高度流动性和商品化的消费时代大背景下,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重新适应新环境和建立“认同”的过程,出现了新的、以消费为取向的身份认同转向。     

新生代农民工的广告消费与社会认同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广告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消费选择,广告内容成为该群体获取认同标准的主要参照之一。这种符号消费现象,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城市认同以及区隔农村身份的心理渴求。广告是现代商品社会的必要促销工具,符号消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注意符号与现实的差异,以避免过度消费、迷失自我身份与意识和陷入到新的认同困境之中。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基于北京市52名农民工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特殊群体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而在其组成结构上又出现了代际变化,即占农民工主体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与旧生代农民工存在诸多差异,其中消费行为上的差异尤为明显。本文的数据基于对在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着重统计和描述了他们的消费特点及消费态度。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31个地区、198个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和华中7个文化区域的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指出了各个区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储蓄比例、消费结构、自身人力资本投入、社会资本投入、高科技产品消费以及炫耀性消费之间的差异,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差异研究——基于7大区域划分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31个地区、198个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和华中7个文化区域的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指出了各个区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储蓄比例、消费结构、自身人力资本投入、社会资本投入、高科技产品消费以及炫耀性消费之间的差异,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困境研究——基于共享发展理念下的讨论

从共享发展理念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从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四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以下四个困境: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多维身份的认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低收入、低保障、高权利意识使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认同缺失;户籍、分配及相关权益等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受阻;价值观多元易变及价值选择的实用主义泛滥致使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同迷茫。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地位、健全利益保障体系、加强各项制度建设、重塑政治认同主体等四方面出发,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追求上,已从第一代农民工维持物质生活的基本动机,转向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第二性动机。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却日益突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采用多分类回归和交互分析方法,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结果发现,健康状况、心理压力、工作经验、技术级别、居住环境、社会排斥、工资和年龄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从心理健康、社会资本、生活环境和社会排斥四个方面提出旨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界定自我身份等的若干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6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模型中的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以及发展预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位、是否了解惠农政策、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入户意愿五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基于兰州市的调查

基于对兰州市所辖城关、七里河、安宁及西固四区的550份问卷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以生存型为主,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不足;消费工具的使用上仍以实体消费和现金支付为主,消费的制度供给不足;消费观念相对传统及消费缺乏计划性。收入水平低、缺乏对消费环境的充分认识、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不足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政府、企业应继续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等对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合理、健康地消费。     

基于劳资博弈视角下的农民工再迁移问题研究

外出务工是农民工迁移的主要模式,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势必使得农民工与企业之间产生一场博弈。工资是影响农民工再迁移的主要因素,基于讨价还价的博弈理论,并运用托达罗模型对农民工的再迁移问题进行解释,从而解决农民工在劳资博弈下所受的约束,使劳资双方达到博弈上的均衡。     

农民工社会保护问题研究

由于正式组织资源的缺位,农民工只能倚重于自身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求社会保护。而这种网络由于自身的局限,无法与高度科层化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为了保持区位竞争优势,进行福利竞赛,使农民工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培育农民工利益集团,达到博弈双方力量的均衡;二是考虑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和户籍制度等约束条件,制定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     

民工荒的进化博弈解读

从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视野出发,分析民工荒现象出现的演化机理,将处于相同境况的民工视为一个群体,将民工个体的决策置身于民工群体决策中,则个体民工选择某种策略从民工群体角度来看就是以一定的概率选择该种策略。面对收益与风险并存的民工流动,民工荒进化稳定策略形成不但取决于区域企业需求的特性,而且依赖于民工群体间相互竞争的策略。     

农民工转户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以重庆为例

户籍制度是一项包含多种利益分配的身份制度,户籍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必然面临复杂的博弈.在自愿选择的前提下,中国农民工户籍转变过程逐步趋向于政府与农民工基于成本利益估量的双向博弈.文章以博弈方法分析了当下农民工转户过程中农民工和政府策略影响因素及可能的均衡路径,得出结论为:现阶段政府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大于所需成本,有动力主动推动农民工转户进程;农民工出于对转户后生活不确定性的考虑,需要政府适当保留其部分既有利益且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后对于转户才有持续积极性.为了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可持续稳定前进,政府可能在短期需要付出足够多的经济政策扶持;即便如此,对政府和农民工而言,这仍是一个双赢结果.最后以重庆户籍改革过程中的统计数据验证了分析结论并提供政策启示.     

基于演化博弈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过程中,存在着农民工与地方政府这两类博弈主体,为研究相关要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中主体行为演化的影响,借助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返乡农民工与地方政府交互过程的演化模型,分析了特定情形下返乡农民工和地方政府行为交互系统的均衡点及其稳定性。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演化系统收敛于两种模式,随着系统相关参数的变动,系统收敛于不同模式的概率发生显著变化,通过调节相关参数可以优化返乡农民工创业路径的演化,引导系统朝着“理想”模式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与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利用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综合影响、作用机制与结构性差异。研究表明，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低碳发展通过生产力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的传导作用来实现农民工的高质量就业；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低技能、东部农民工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从长期来看，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建议应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以充分发挥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     

网络游戏消费者数据产权的权利属性

网络游戏消费者的游戏数据已经成为网络游戏领域市场主体之间竞争的核心要素,但现有法律体系缺乏对网络游戏消费者数据产权的有效保护。究其原因,乃是网络游戏消费者数据产权的权利属性尚未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得以厘清与确认。文章认为,网络游戏消费者数据产权属于权利体系下的一种新型实体性权利。该实体性权利具有是法律未明确的权利、是对特殊群体具有价值的权利、是一种派生性权利等特征,以及具有主体的专有性、客体的明确指向性、内容的权利性等构成要素。确认网络游戏消费者数据产权的权利属性是宏观法律价值在社会微观领域的具体体现,在社会层面凸显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在法律层面扩展了规则之治下的法律权利内容,有助于权利的自由之治与法律的规则之治的平衡。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既是保障农民工养老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民工自由流动、加快城镇化建设的保障措施。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工作无论在政策规定上,还是实际运行中都存在着诸多问题。统筹层次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户籍制度壁垒以及信息技术平台不统一等则是阻碍转续工作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制度供给来提高统筹层次、通过调剂基金来协调地方利益、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强化信息平台建设等措施,成为推动农民工养老保险顺利转续的有效途径。     

影像化媒介与“农二代”的现实境况和理想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即“农二代”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有着与父辈不同的成长经历、人生理想和现实需求,但他们发现现实与梦想相差很远,于是心理失衡、行为无序.而调查发现电视、网络这些影像化媒介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些媒介不仅是“农二代”重要的娱乐工具,还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状态、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甚至可以说与他们的“健康”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     

企业网络口碑推荐的反联盟博弈分析

构建企业、竞争对手、网络消费者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三者之间的博弈及其利益的得失,进而分析网络口碑负面推荐形成的原因和机理。研究表明: 竞争对手与网络消费者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联盟动力较强,二者的联盟是企业网络口碑负面推荐产生的主要原因;打破竞争对手与网络消费者之间联盟的根本是降低二者选择联盟策略的收益,压缩其博弈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