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的伦理学反思

知识论是哲学史上一个悠久的传统,而对知识的反思主要来自纯粹理性内部。试图建构一种对知识的实践理性的反思方式,即知识伦理学的传统。在简略考察了知识与价值的关系之后,反思了历史上的几个有着时代特征的知识伦理传统：“知识至善”,“禁果”隐喻,“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资本”。最后,将知识伦理学的宗旨规定为一种对知识的实践理性思考方式,并作为知识论的一种新的传统。     

知识经济与教育理念的重塑

“知识经济”是当代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的出现将深刻地改变我们对教育的传统理念,具体地说,它使我们对知识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使我们原有的“知识观”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并且使我们形成“以人为本位”、“学习社会”、“国际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等四大新的教育理念。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理论问题及反思

从神话维度、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关联性、还有方法论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是中国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中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既造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绍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时的某种“偏狭性”认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内蕴着“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做出较充分地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划定其对象、疆域及范围等,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理论上被言说,被讨论。这就须注意“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生成的思想史语境。     

中国文化人类学的话语转向

以语言为视角的后现代思想曾对当代社会科学 ,包括文化人类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促成了文化人类学的话语学转向 ,并带来对西方普世文化价值观的批判。面对话语学转向 ,我国文化人类学研究应该跳出西方表征话语 ,找到能与自身传统对接的文化叙述方式。孔子寻礼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人类学实践 ,而枟春秋枠、枟史记枠等古典文本提供了“发微探幽”、“言不尽意”的文化叙述方式。这些叙事风格不是将文化描述成知识和概念 ,而是把最深刻的含义留给读者阐释 ,最大限度地回避语言带来的表征意义 ,体现“道不可道”的语言哲学思想。这种叙述方式让我们在浙江省富阳市东坞山村文化研究中 ,挖掘出了被现代性话语掩盖了的东西 ,并且让叙述对村落文化发展产生了“微言大义”的影响 ,即在不露声色的平淡叙述中改变村民对身边传统文化的误读 ,重新思考村落发展方向。与传统对接的人类学研究避免了中国文化在表述过程中走样 ,使其人类学的含义以原生态面貌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医学人类学对过程哲学的阐释

通过对过程本体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使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在认识族群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基础上,并结合医学人类学对“过程”理论进行研究,这种以 “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进行“深度描写”,并从批评的角度度对人类知识进行重新洗礼和审视,使过程哲学思想与医学人类学之间形成契合点,并以此对“过程”研究的范式来构建起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医学人类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反思

学术界在对“地方性知识”的认识上,始终贯穿着普遍主义（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研究价值取向。普遍主义主张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在于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的规律;“相对主义”则认为,各种文化之间充满着差异,没有一个可以统一的价值标准,并进而认为关注文化的差异性、促进相互理解与宽容才是文化人类学真正的任务所在。本文从地方性知识的特性、建构以及对科学主义下地方性知识的反思等方面,试图揭示学术界对地方性知识研究取向之争的本质所在。     

土家族传统农业生产知识的实践内容及其现代价值——基于红烈和龙桥两个村寨的田野调查

传统农业生产知识是指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所创造出与农业生产相关、且世代承续的一整套技术、智慧、诀窍和方法等知识的综合体系。通过对红烈和龙桥两个土家族村寨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土家族传统农业生产知识具有显性的经济价值;弥补现代科学技术的缺憾;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知识标本与素材等重要的现代价值,这种现代价值对人们反思知识的传统与现代性具有启示意义。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考察和厘定“趣味”这一现代美学范畴在中国的形成时,我们发现,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标志着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的创立,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趣味”范畴的现代转换,体现了中国美学现代性的特殊张力结构。“趣味”范畴典型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换过程中需要对支撑这一范畴的深层结构和基础转换的问题。在梁启超和朱光潜之后,摆脱了长久意识形态羁绊的中国现代美学,理应以“趣味”为关键之一的范畴构筑自身的美学理论,接续中国美学现代性的道路。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人类学与后现代认识论札记

人类学对异文化的关注给后现代社会科学带来重要影响,表现在文化认识论上由党同伐异向“求异存同”的转化。从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到德勒兹的他者命题,表明对全球化的“同”之负面效应的警觉。而“地方性知识”的命题则是挑战西方社会科学一元构架,保留人类智慧多样性生态的前提。     

作为认知图式的“地方”

地方作为与中心相对应的话语,逐渐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现代性与后现代语境中,人类学领域中的“地方”已演化成为一种认知系统。在地方性实践活动中,当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在地方性实践活动中遭遇时,地方感的缺失造成了空间的迷失和精神的弥散,地方主体通过调整与再造地方认知分类,可以逐步完成地方性知识的解构与重构。     

一种奇特的书写符号——“鲁班字”

土家族地区木匠这一行业中通用着一种主要用于土家族民间房屋建筑上的奇特的书写符号,木匠们将其称为“鲁班字”。其书写方法、读法及使用范围都极为独特。“鲁班字”应该是一种“土俗字”,其产生时间最迟不晚于明清时期。其创造人就是无数土家族能工巧匠。     

知识理性：民族精神的现代构建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统一的,离开了现代性的历史境遇,民族精神的构建将是抽象而无力的。民族精神的构建,其实质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再生产,而文化再生产的核心则是知识体系与认知旨趣的再生产。知识与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构成关系。以知识学的视角思考与构建民族精神,使其为现代人格及现代性本身提供一种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价值理性基础,也许应该成为构建民族精神的一种可能思路。     

三十年代文学：“现代性”的多元想象与实践

20世纪30年代作家对于现代性理解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上的分歧,直接影响了30年代文学场域与文学格局的形成。由于作家的立场、性格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在文学中表现出三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向：一、认为“现代”存在于未来,预设某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在激烈的革命诉求下否定当下生活;二、认为“现代”就是当下,着力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在对现实生存的欣赏与把玩中展现“现代”;三、将目光向后看,尝试从地域风俗和久远的道德理念中寻找别样的“现代”形态。     

北美市场与当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折扣分析

近年来,中国市场的“现象消费”、“喜剧消费”与北美市场的“西方转向”、“剧情片转向”形成相反的消费倾向,如此,当下中国电影在北美乃至整个海外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折扣现象。在电影语言现代性已经实现的情况下,减低甚或消除文化折扣的关键就在于故事。作为艺术媒介,当下中国电影更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作为认知媒介,在现代性反思、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价值迷惘等全球性议题中,应当表现出思想的现代性、精神的现代性等特征。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     

家族商号传承与治理制度的演变——-以胡开文墨业“分产不分业”为例

“诸子均分”的继承传统常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乏长寿家族商号。基于史料,通过从制度层面深入分析延续近两百年、实现家族内部数代传承的胡开文墨业案例,可知“分产不分业”的继承模式是胡氏家族商号实现数代传承的重要原因,这种传承模式是在资本诸子“均分”的前提下,商号的经营实行“不分”,实际上实现了家族商号的“单传”。这种传承模式在明清商人家族中并非个例,其形成有着制度和非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分产不分业”本质上在产权层面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进而促进了合伙制和聘用代理人等有利于传承的制度的形成,这是历史上中国家族企业现代性的体现。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