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革：晚清戏曲改良运动的先导

晚清戏曲改良是晚清社会、文化环境和中国传统戏曲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时代的进步需要产生一种更能表现时代思潮的新的戏剧形式,但因为外来戏剧此时还没有真正在中国产生直接的冲击,因此,这场应时而生的戏曲改良运动只能在旧瓶里造新酒,提升戏曲的意义,扩大戏曲的题材,放宽曲律的限制,而其中尤以戏曲语言的变革最能代表这一改良运动的实绩和局限,最能说明中国传统戏曲向现代话剧过渡的复杂性、矛盾性。     

论话剧对戏曲舞台写意时空观的影响

话剧与戏曲是中国戏剧艺术的双璧,作为舞台艺术,话剧对戏曲舞台时空观的影响呈现出曲折的特点.从舞台的物理时空、表演时空、心理时空三个层面进行剖析论述,比较话剧与戏曲在三个舞台时空观念层面上的同与异,论述话剧导演加入到戏曲舞台的创作实践,揭示出话剧舞台的写实时空元素渗透进戏曲舞台写意时空观的影响轨迹,对于当代戏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晚清戏曲改良的历史地位

晚清是中国戏剧发展的一个极其特殊的阶段,它是中国传统戏剧向现代化戏剧蜕变的重要准备时期。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常常过分看重它和古典戏曲相联系的部分,把它纳入古典戏曲研究的范围,而对晚清戏曲最重要的某些方面却往往忽略。其实,晚清戏剧对传统戏剧的偏离超过它对传统的历史继承,其戏曲改良理论是中国近代戏剧变革的观念体现,我们应该从现代戏剧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它对古典戏曲所作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晚清戏剧的独特贡献。     

林兆华导表演艺术与话剧“中国学派”的探索发展

早在建国初期,焦菊隐先生就提出建构话剧"中国学派"的艺术理想,即将东方戏曲美学与西方戏剧的表现方法相互结合的创作原则,并在《茶馆》等经典戏剧中践行。新时期后林兆华继续了对"中国学派"话剧理想的探索,他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吸取传统戏曲表现的自由、时空的无限和表演的自由等特点,同时在对文学剧本的超越、演出空间的组织结构及新型观演关系的确立、演员形体的可塑性与象征、宏观"面具"的创造等方面表现出现代品格,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精髓的同时,求新求变,实现"一戏一格",使话剧"中国学派"进一步发展完善,构建了中国当代话剧令人神往的景观。     

“戏曲中国”与晚清的“粉墨英雄”想象

晚清对戏曲的"发现"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改良派知识分子出于"新民"的目的而提倡的"戏"、"说"合一的"小说中国"理论,已经看到戏曲"剧本"对"营造人心"的作用;而稍后的戏曲研究者对剧场与舞台表演的功能的认识,已经涉及到戏曲艺术与"小说"的差异;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民智"的现状使得晚清的"小说中国"理论遭到搁浅,而"戏曲"因其独特的存在方式,遂成为晚清"中国叙述"的重要载体,晚清知识界对"剧场国家"效应的聚焦由此发生,"粉墨"英雄遂成为"戏曲中国"的主体。     

高行健与中国传统戏曲

高行健的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和表导演艺术观念均深受中国传统戏曲影响。高行健对传统戏曲在当代的存与变的独特思考和话剧学习戏曲的大胆试验,彰显出对传统戏曲的宏大复归理想和革新精神,并体现在其全能的戏剧追求中。中国传统戏曲给予高行健戏剧以丰富滋养,自身也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鲜活的艺术魅力。     

论十七年的戏剧舞台艺术

新中国十七年的戏剧舞台形成了“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崭新戏剧文化生态,其基本特点是:话剧舞台和戏曲舞台共生互补、竞相辉映;一方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全面推行,中国话剧演剧流派初步形成;另一方面戏曲剧种百花齐放,表演艺术流派纷呈。     

评胡星亮《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

在20世纪初世界潮流的汹涌激荡中,西方话剧以迅猛之势登上了中国戏剧舞台.作为"舶来品”,中国话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受到外国戏剧的深刻影响.因此,学术界对中国话剧" 影响源”的研究,长期以来也大都将眼光放在国外,尤其是致力于探讨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奥尼尔、高尔基、契诃夫等对中国话剧的影响.从中外比较研究的角度,深入考察中国话剧在外来影响与民族现实生活的双重作用下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固然是重要课题,但是,如何看待中国话剧的发展进程与传统戏曲的审美联系, 并对此进行深入、切实的系统研究,却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现在,胡星亮教授的新作 <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的出版对这一重要的学术课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填补了中国戏剧学的一个空白领域,也深化了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研究.     

民族之根的追寻与形塑——论姚一苇的戏剧创作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姚一苇戏剧创作的强大根系,他不但在戏剧形式上借鉴传统曲艺,将采茶戏、莲花落、道情、数来宝、快板（书）、木偶戏、皮影戏、相声、京剧、地方戏等中国元素,创造性地糅入自己的戏剧创作,实现了中国传统曲艺/戏曲的现代转型,而且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呈现在舞台上。民族之“根”成就了台湾剧作家姚一苇,而姚一苇对中国民族之根的形塑,则让优秀的传统艺术形式和民族精神在舞台上鲜活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对姚一苇有着吸引力,与他的生命体验及创作的使命感有关。     

缱绻与决绝:启蒙视域与戏曲改良的激情表述之途

中国近代以来的"戏曲改良",从梁启超"曲界革命"到"五四新青年"的"戏曲改良",走了一条日趋激进的道路.爆发于<新青年>的戏曲论争,是一场自居于戏曲"门外汉"的启蒙者和旧戏维护者之间"针锋不接"的论战.从实际效应上看,新青年的激烈批判更限于话语层面的激情表述,西洋话剧虽因此获得了登陆的历史空间,但并没有就此赢得民众,而旧戏虽遭痛击却依旧走向繁盛.因此,对于五四新青年的戏剧论争应阐释适度,夸大其对于话剧的成功效用抑或指责其要为中国戏曲衰微的命运负责,都有过度阐释历史之嫌.     

熊佛西“农民戏剧”的启蒙意识对话剧艺术发展的启示

探讨熊佛西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的"农民戏剧"实验的成功经验,即以启蒙民众而探索话剧艺术的启蒙精神;用话剧的艺术手段唤起民众向上的意识;建立和谐的健康的"观"和"演"的关系,为中国话剧的生存空间打开了另一片天地,也为中国话剧的大众化普及探索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为中国话剧艺术的民族化探讨积累了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该文从分析熊拂西"农民戏剧"实验的成就入手,探寻"农民戏剧"实验对当代话剧发展的启示。     

对中国朝鲜族戏剧发展的几点思考

中国朝鲜族戏剧的创立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当前,许多民族艺术面临萎缩乃至危机。朝鲜族戏剧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应在普及朝鲜族戏剧教育、开拓朝鲜族戏剧新市场、改革朝鲜族戏剧体制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可以从戏剧学、教育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朝鲜族戏剧,探讨朝鲜族戏剧发展新途径。     

折子戏成因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探微

折子戏的成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戏曲抒情特性和表演技巧化的体现,二是戏曲点线结构演进的必然,三是戏曲艺术对明代前中期精神伦理化的反动。折子戏是传统戏曲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必然演进,是戏曲艺术应对明代社会的新变而做出的一种积极调整。折子戏这一艺术形式在当前的戏曲艺术改革中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引进 扶植 辉煌——论天津早期的话剧演出活动

津门这片艺术的沃土精心浇灌扶植了话剧这株外来的戏剧之花.如果说张伯苓亲自引进话剧并将其搬上了南开学校舞台的话,那么张彭春的贡献就是提高了话剧的艺术品位,使之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话剧从校园走向社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天津话剧界同仁为此付出了心血和努力.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津话剧舞台呈现出好戏连台、人才荟萃的繁荣景象.     

是戏剧还是仪式——论戏剧与仪式的分界

如果以表演作为戏剧的本质特征,仪式与戏剧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交叉甚至重叠,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戏剧。对仪式与戏剧关系的把握不能建立在表演形式的相似性上,而应该建立在内容或功能的差异性上。区分仪式与戏剧内容或功能差异的是仪式与戏剧体现的情感,仪式与戏剧情感的差异是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而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是仪式与艺术的差异,这样,以表演为特征的戏剧实际上就包括作为仪式的戏剧与作为艺术的戏剧。     

关键词新解戏剧

戏剧关键词的增减与内涵的变化,既反映了戏剧艺术的发展,也表现出人们戏剧观念的深化。结合戏剧的创作和观赏实践,对戏剧关键词作新的解析,有助于清晰认识戏剧审美的本质与特征。     

中国戏剧晚成原因探析

中国戏剧为何迟至宋代方能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中国表演艺术自身所走的聚合—分离—融合的发展道路,应该说是主导因素;中国文学和文化对表演艺术发展又起了制约和助推的作用;而这一过程又是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民族、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融入世界戏剧大潮探索与发展——新时期(1977～1989)中外戏剧关系研究

"新时期"被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复兴期。新时期中国戏剧与外国戏剧的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突破"文革"时期与世界隔绝的完全封闭,到敞开国门、完全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所引发的戏剧思潮和创作的主导流向,是问题剧与"解冻"思潮汇流、戏剧观念的论争、现实主义的深化、现代主义的探索,以及新的演剧体系的崛起。     

论陈大悲“爱美的”戏剧理论与戏剧人生

陈大悲是中国现代戏剧界集演员、导演、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于一身的人物。他对中国现代戏剧最大的贡献是其对戏剧艺术和戏剧理论的研究态度，他一方面创办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做一些普及戏剧常识的工作；一方面彻底批判旧戏、文明戏，为倡导爱美的戏剧理论扫清道路。陈大悲的《爱美的戏剧》是第一部关于研究戏剧艺术的书，填补了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专著的空白。在该专著里，陈大悲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剧本、导演、表演、舞台美术设计的系列理论，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谐趣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化解读

谐趣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戏剧作为一种大众艺术,谐趣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体现了社会主体的需求意识,另一方面,它是戏剧艺术本身不可或缺的要素。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谐趣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凯尔特文化中的神怪故事、古希腊的人本意识,特别是世俗人本意识、艺术创作中的"模仿说"和亚里士多德的"适度"原则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莎剧谐趣的思想内涵和审美向度,共同塑造了其文化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