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德罗“理想的范本”与中国戏曲“传家的衣钵”——重温朱光潜关于“演员的矛盾”的论述

客观地说,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还是"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都不能完全代表西方戏剧传统。西方戏剧观从亚里士多德、卡斯特尔维屈罗、狄德罗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耶荷德,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当年与朱光潜争论的人对此显然是不甚明了的。而朱光潜恰恰是在西方戏剧的宏阔视野下看到了在近代并非主流的狄德罗演剧观与中国戏曲的神似性,而不是像其他讨论者那样将话剧与戏曲混为一谈。事实上,中国传统戏曲演员正是狄德罗的理想演员,每出戏不同的"理想的范本"正是中国传统戏曲"传家的衣钵"。     

高行健与中国传统戏曲

高行健的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和表导演艺术观念均深受中国传统戏曲影响。高行健对传统戏曲在当代的存与变的独特思考和话剧学习戏曲的大胆试验,彰显出对传统戏曲的宏大复归理想和革新精神,并体现在其全能的戏剧追求中。中国传统戏曲给予高行健戏剧以丰富滋养,自身也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鲜活的艺术魅力。     

晚清戏曲改良与早期话剧舞台艺术的民族化

传统戏曲难以在晚清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适应观众和时代的需求,难以发挥革命宣传、鼓动以及启蒙民智的社会作用,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人士积极推进晚清"戏曲改良",艰难的戏曲改良又迫使改良者将目光投向西方的话剧艺术,去接受新的戏剧观念和思潮。新剧作为舶来的戏剧艺术与中国的民族审美存在隔膜,要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扎根、延续,必须与民族传统、戏曲传统相"融合",吸收、借鉴戏曲改良中的优秀成果从而使得话剧舞台艺术在舞台表演、舞美、剧场等方面得到丰富和发展,推进了话剧的民族化进程。     

语言变革：晚清戏曲改良运动的先导

晚清戏曲改良是晚清社会、文化环境和中国传统戏曲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时代的进步需要产生一种更能表现时代思潮的新的戏剧形式,但因为外来戏剧此时还没有真正在中国产生直接的冲击,因此,这场应时而生的戏曲改良运动只能在旧瓶里造新酒,提升戏曲的意义,扩大戏曲的题材,放宽曲律的限制,而其中尤以戏曲语言的变革最能代表这一改良运动的实绩和局限,最能说明中国传统戏曲向现代话剧过渡的复杂性、矛盾性。     

论十七年的戏剧舞台艺术

新中国十七年的戏剧舞台形成了“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崭新戏剧文化生态,其基本特点是:话剧舞台和戏曲舞台共生互补、竞相辉映;一方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全面推行,中国话剧演剧流派初步形成;另一方面戏曲剧种百花齐放,表演艺术流派纷呈。     

评胡星亮《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

在20世纪初世界潮流的汹涌激荡中,西方话剧以迅猛之势登上了中国戏剧舞台.作为"舶来品”,中国话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受到外国戏剧的深刻影响.因此,学术界对中国话剧" 影响源”的研究,长期以来也大都将眼光放在国外,尤其是致力于探讨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奥尼尔、高尔基、契诃夫等对中国话剧的影响.从中外比较研究的角度,深入考察中国话剧在外来影响与民族现实生活的双重作用下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固然是重要课题,但是,如何看待中国话剧的发展进程与传统戏曲的审美联系, 并对此进行深入、切实的系统研究,却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现在,胡星亮教授的新作 <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的出版对这一重要的学术课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填补了中国戏剧学的一个空白领域,也深化了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研究.     

早期话剧与传统戏曲

早期话剧是在西方话剧影响下的产物,但从戏剧审美观、编剧方法、演出形式诸方面来看,却与传统戏曲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现实、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早期话剧的草创者虽然没有意识到话剧创作、演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但却以他们最早的话剧活动提出了这一戏剧理论和戏剧实践领域的重大课题.     

边地经验：1960年代“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考论

20世纪60年代大量出现的各级各类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是中国当代戏剧史及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历史现象。它以涵盖了从现代话剧到各种传统地方戏曲的形式之多样性、打通了从国家到省市大区的组织之广泛性，不仅对当代话剧、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动员、情感生产和国家认同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在20世纪60年代集中出现的戏剧观摩演出中，上演时间最晚，是在充分观摩学习了早于西南区举办戏剧观摩演出的其他各大区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它集中了话剧、地方戏等表演形态，也是对60年代西南地区戏剧创作及观摩演出经验的总结。全面搜集和整理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上演的七十多部话剧、戏曲作品进行宏观分析，发掘观摩演出之于西南区戏剧发展的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于迄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戏剧观摩演出这种“形式”本身，分析和探讨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会演的历史意义，即它通过富于民间立场的戏剧生产和传播机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动员、情感生产和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贵的地方经验。     

表现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

由于对"人"的重新肯定和张扬,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具有浓郁的"表现性"色彩.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民族写意艺术精神同表现主义戏剧的表现性特质相互修正、交汇融合,内化于戏剧艺术创作之中.表现主义在当代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戏剧实体,它往往只是作为依附性的亚结构融化于现实主义戏剧之中.表现主义戏剧对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深刻的表现性艺术气质.在直觉想象与观念呈现的戏剧思维中,同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相比,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少了些抽象化和观念性特点,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象化方式.当代中国一些实验性话剧中,戏剧结构的基本构架被打破,而代之以一种表现主义戏剧中常见的意识流似的心理结构;同西方表现主义戏剧一样,镜头化的叙事方式使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获得了一种对人物心理揭示的独特表现视角,给予观众以巨大的心灵震撼.     

中国近代戏剧形式与外来文化

随着外来文化的涌入,中国近代戏剧形式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传统戏曲重曲轻白、重歌唱轻表演、重表现轻再现、重写意轻模仿的倾向受到有力的挑战和冲击。从古老的传奇杂剧、昆曲到风靡海内的京剧,都明显表现出“向西看”的趋势。新产生的评剧、越剧等,由于溶入话剧形式而显得生机勃勃。中国话剧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外来文化推动了戏曲的戏剧化进程。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