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法人治理结构的烤烟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

利用陕西省安康、商洛和宝鸡3市38家烤烟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基于不同法人治理结构视角,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烤烟专业合作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38家烤烟专业合作社可以根据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同分为“外部委托代理人型”与“内部委托代理人型”两种类型。“外部委托代理人型”烤烟专业合作社在社员人数、理事会核心成员构成比例、股权集中程度及监督力度等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吸纳了更多的农户入社、提高烤烟专业合作社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保证了绝大多数农户在股权分配、民主决策参与及合作社监督等方面的权利。这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完善,有利于显著提高烤烟专业合作社管理效率,从而提高农户整体烟叶生产水平。因此,改善法人治理结构是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途径。     

农民合作社梯次民主现象研究

“民主控制”是国际合作社联盟列出的合作社七原则之一。随着我国合作社不断发展,核心成员控制合作社话语权的治理模式突破了这一原则。依据调研,成员享有的民主权利事项分为入社自愿和退社自由、选举理事长、制定章程以及对生产经营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四个层面,通过探寻不同层面上普通成员享有的和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发现在合作社内部,成员享有的和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呈现差异性,概念化为“梯次民主”,梯次攀升,民主程度增加,成员享有的民主权利从“进出权”到“选举权”,再到“决策权”,权利范围逐步扩大,让渡的民主权利范围随之缩小。目前,我国多数合作社仍处于低层次“民主梯次”,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民主成本过高影响效率,资本主导合作社发展给予了出资人充分话语权,成员不“自为”与风险不共担。     

林业合作社运行机制及转化案例分析

以云南腾冲县三家不同类型林业类合作社为例,基于“治理结构-行为方式-绩效水平”的视角,分析了合作社的治理结构、行为方式和绩效水平的差异及其匹配关系,研究表明：治理结构决定了合作社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又成为合作社绩效水平的决定因素,同时行为方式和绩效水平的反馈效应驱动着合作社的演进。     

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

以山东和贵州两家典型合作社为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党支部领办、联村党委领办两类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内核表现为多中心合作治理框架效应,体现在政府、乡村精英、农户多元利益主体对话的相互增进与理解、行为的相互激励与制约、资源的互补与互促,由此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第二,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具有重塑国家层面资源下乡的组织基础、再造农户层面合作的组织基础、构筑“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建设制衡基础的一般机制,对克服当前乡村组织功能缺位所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公共性衰落成效显著。研究认为,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具有解决农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绩效,但应进一步加强法律层面的关注,对其发展进行合理的规范与引导。     

乡村治理的集体再造——基于山东烟台X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见证了我国乡村社会的“集体缺失”。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呼吁“找回集体”,各地也纷纷在探索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载体的集体再造道路。山东烟台X村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这些探索中比较成功的案例。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虚拟确权”实现土地流转,在保证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前提下,促成经营权向集体回归,以达成农民财产权与集体统筹的平衡,为乡村治理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撑。山东烟台X村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新时期众多党建型集体经济中的一种,这一模式为我们全面反思乡村治理中“集体回归”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合作社中的信任建构及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基于浙江省Y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研究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组织者善于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关系"来建构其与成员之间的信任.对浙江省Y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组织者与成员之间的信任建构过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能人型组织者与成员之间在血缘、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信任,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而使得信任被削弱,从而影响合作社朝着横向的、基层小规模的方向发展,易于变异为"家庭式作坊";干部型组织者与成员之间在业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信任,且在发展过程中与核心成员形成"经济利益+情感联系"的紧密关系而进一步加强了信任,从而有利于合作社规模的扩大以及向纵向产业链发展,但也易于形成封闭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信任建构过程存在着差异,但对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国有企业的公共产权与委托代理

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基础上的委托代理制度,国有资产中蕴含的公共产权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的特殊性,产权主体不明确、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链冗长,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不仅存在代理风险,而且存在“委托风险”。完善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必须针对公共产权的特性,在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监控机制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企业外部治理结构和监控机制。完善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必须针对公共产权的特性,在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监控机制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企业外部治理结构和监控机制。     

成员异质性对农民合作社收益分配控制权归属的影响分析——基于京、冀、黑三省72家农民合作社的调查

基于京、冀、黑三省72家农民合作社的调查,考察了农民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及其对合作社收益分配控制权归属的影响。通过样本数据描述、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并不是体现在成员农民身份的异质性上,而是休现在理事会成员与普通成员之间的文化程度差异、经营规模差异、社会活动能力差异、在合作社内的出资差异、在合作社内的角色差异等方面。理事会成员与普通成员之间异质性可以归纳为成员资源异质性和成员参与异质性两大类,其中,成员参与异质性会显著影响农民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控制权归属,而成员资源异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通过提高普通成员参与程度,缩小成员参与异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规范合作社收益分配决策机制的效果。     

论股份合作社的治理结构

股份合作社是对原集体所有制的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模式之一。股份合作社在制度架构上要求体现社员民主管理,明晰各权力机构权限,协调各方利益。本文分析了目前股份合作社治理结构中存在的权力界限不清、成员参与度低、"内部人控制"倾向严重、监督机制"空壳化"以及激励机制僵化等问题,并就如何完善股份制合作社治理结构和股份合作社配套改革措施提出建议。     

乡镇企业代理成本存在问题及其治理对策

我国乡镇企业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干预下的经营者控制型企业治理结构,乡镇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其实质是一种行政性的委托代理制,在这种企业治理结构下,存在政企不分、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监督制约机制、代理人缺位等问题,致使我国乡镇企业代理成本较高,应通过改革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完善竞争性的企业家市场等措施,提高我国乡镇企业代理效率。     

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组织治理：问题、结构与机制

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组织的成员既是所有者和管理者,又是客户。针对此类组织内部不同角色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需结合其组织目标与客观环境的特殊性在组织治理方面做出相应设计。通过建立一个贯穿治理问题、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仪陇、霍山两种互助资金组织的治理模式。研究表明：以民主协商为准则的组织结构、相对清晰界定的产权结构、灵活方便的抵押担保制度以及对贫困群体赠股等制度设计有效缓解了组织内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但仍存在管理人员激励不足及大户主导等问题。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村庄有效治理——以烟台市W村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具备经济职能,还具有一定的治理职能。山东烟台市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组织化平台和治理有效的抓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通过治理目标的融合、治理结构的互嵌和治理技术的统合,合作社嵌入村级组织,实现村集体再造。合作社与村集体的互嵌形成了以集体治权为依托的村庄治理样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依托集体治权,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分配权,通过“统分结合”的治理机制实现村集体对村庄的治理有效。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使得集体治权复归,再造村集体和重塑村级组织与村民互动关系,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的一种路径。     

不完全契约、非对称信息与合作社经营者激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的构建及其应用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通过对符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实践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的构建及理论分析可知,合作社代理人努力行为的激励与其自身经营农产品占合作社经营农产品总量的比重、对互惠关注的敏感性程度和占有合作社盈余分配的比例等因素存在正相关关系。合作社内部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合作社内部的不完全契约和非对称信息,为避免合作社经营者可能采取的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的机会主义行为,建议从信号传递和信号甄别的角度对合作社内部的相关契约加以改进。     

西方农业合作社理论文献综述

西方农业合作社的经济学研究以科斯经济学诞生（20世纪60年代）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分析工具研究农业合作社,即农业合作社的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新古典经济学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农业合作社理论：一是以Emelianoff和Phillips为代表的理论认为,农业合作社是农场的延伸,是独立的农场主的不完全联合;二是以Enke、Helmberge和Hoos为代表的理论把农业合作社视为企业,是投资者所有企业（IOFs）的变体,合作社的决策主要由经理人员完成。这个时期的研究不足是只注重纯理论模型的比较研究,忽视了合作社的内部制度研究。第二阶段以科斯经济学为分析工具,注重对农业合作社内部制度的研究,认为农业合作社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以博弈论为基础的理论则把农业合作社视为农场主以集体或联合行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联盟”（coalition）。随着成员异质性问题日益突出,“契约”理论和“联盟”理论的应用越来越普遍,这是农业合作社理论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

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设计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比较好地解决了委托-代理问题.同时,他们对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完善我国农村股份合作社治理结构的若干思考

治理结构是农村股份合作社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基础,完善的治理结构对股份合作社的组建和高效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合作社的内部治理结构可以借鉴吸收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形成一个与公司相对应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组成的治理结构.我国当前的农村股份合作社治理结构还存在机制不规范、产权模糊等共性问题,应通过改进“三会”制度、规范运行管理机制、明确界定产权等途径加以完善.     

合作社效率评价: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合作社效率内涵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可理解为合作社的投入产出效率,属于其内部效率|另一方面指合作社对社会总福利的贡献度,可视为其外部效率。合作社对投入产出效率的追求具有现实合理性。相同的目标函数是衡量合作社效率的前提条件。规模影响合作社效率,理论上存在最优规模|内部治理因素对合作社效率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社员结构及素质、经理(管理者)的人力资本是关键|制度环境、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外部环境通过作用于合作社的内部治理要素,影响合作社的资源配置与利用,进而影响合作社效率。从政策层面来看,向社员(包括经理)投资是提高合作社效率的关键。此外,有必要考虑外部环境的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现实选择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是权责分明 ,各司其职 ;委托代理 ,纵向授权 ;激励与制衡并存。由于投资者行使权利的不同 ,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可分为外部控制模式和内部控制模式。而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政企仍未完全分开 ,国有股“一股独大”、中小股东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为此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应采用引入多元化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模式。     

行政抑或市场？——行政机关诉讼委托代理模式实证研究

诉讼委托代理作为法律诉讼中的一项基础设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目前学界对诉讼委托代理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领域,以及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公民一端,而行政机关的诉讼委托代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为解决这一问题,文章以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2016年广东省中院430份一审行政诉讼判决书为分析对象,从中分解出了568个被诉行政机关,归纳出行政机关诉讼委托代理的三种模式:行政型、市场型与混合型。"行政型诉讼委托代理模式"是行政机关采用的主流模式,且以"法务型"诉讼委托代理为主,"块"行政机关比"条"行政机关更可能采用此种类型的诉讼委托代理;此外,有些行政机关也会通过聘请外部市场律师的方式来增强应诉的法务力量,并更多采用"事由+律师型"的"混合型诉讼委托代理模式",不过这与行政机关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无关;最后,少有行政机关会直接采用"市场型诉讼委托代理模式"。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谱系和历史变迁中总结梳理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具有重要意义。从杜赞奇的“经纪机制”理论视角切入,中国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历史变迁历经了“保护型经纪”“盈利型经纪”“行政型经纪”“资源型经纪”等几个重要阶段,而“统合型经纪”可被视为新时代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模式的基本特征和理论逻辑,其本质就是将“政党”带回到地方治理场域中,形成以基层党建为统合、培育公共性为目标、协商治理为主要形式的治理模式。在“统合型经纪”作用下,通过党组织权威实现对国家治理的“增权”和对基层组织的“赋权”,实现了地方公共性社会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的重构,有效改善外生权威缺乏和内生权威式微的乡村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