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村庄有效治理——以烟台市W村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具备经济职能,还具有一定的治理职能。山东烟台市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组织化平台和治理有效的抓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通过治理目标的融合、治理结构的互嵌和治理技术的统合,合作社嵌入村级组织,实现村集体再造。合作社与村集体的互嵌形成了以集体治权为依托的村庄治理样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依托集体治权,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分配权,通过“统分结合”的治理机制实现村集体对村庄的治理有效。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使得集体治权复归,再造村集体和重塑村级组织与村民互动关系,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的一种路径。     

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

以山东和贵州两家典型合作社为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党支部领办、联村党委领办两类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内核表现为多中心合作治理框架效应,体现在政府、乡村精英、农户多元利益主体对话的相互增进与理解、行为的相互激励与制约、资源的互补与互促,由此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第二,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具有重塑国家层面资源下乡的组织基础、再造农户层面合作的组织基础、构筑“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建设制衡基础的一般机制,对克服当前乡村组织功能缺位所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公共性衰落成效显著。研究认为,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具有解决农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绩效,但应进一步加强法律层面的关注,对其发展进行合理的规范与引导。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多元矛盾分析

目前，在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几大持续性的矛盾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矛盾、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矛盾、乡镇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矛盾、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矛盾。本文详细分析了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全国各地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障碍的对策性建议。     

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发展研究——以山东省招远市西沟村为例

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分析,发现党支部领办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成功的上层建筑保障,而实化的集体地权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成功的经济基础保障。党支部领办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分配、协调和监管环节,既可以让合作社经营所产生的农业剩余不溢出村庄,又可以为合作社应对各种风险提供坚实支持。党的领导和集体地权实化加上合作社与市场的具体对接,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特征。研究认为,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应是服务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将农民纳入现代职业体系,重新组织农民和再造农村社会,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基层党组织统率下的政经分离：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我国乡村政社分设治理体制改革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然而，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当下乡镇一级实现了政社分立，村组一级并未彻底实现政社分立，后者转而形成了“政经合一”的管制性乡村治理体制——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农村经济组织“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的管制模式。如此导致治理组织之间，特别是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互相激扰，不能在各自的封闭系统内根据自身的原初设定实现各自的功能优势，甚至还存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彼此充减的负效应。在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背景下，唯有不断推进乡村政经分离治理体制改革，重构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农村基层治理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方能更好地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一核二元”善治格局的形成，进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型。     

“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与逻辑——基于湖南鹊村的经验考察

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鹊村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为例,探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重构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农地“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造成村治主体能力不足、村庄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规则失效等乡村治理困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其促进了村治主体能力提升、治理资源集聚和治理规则重塑,从而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研究发现,乡村治理重构的关键是再造集体治理能力,这涉及资源配置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两个方面。“三权分置”改革通过产权结构调整提升集体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激活村庄利益关联和政治关联强化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了集体治理能力再造。     

“高水平集体化”方向的一种初步尝试——山东省东平县土地股份合作社探索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科学的预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还将出现一次“飞跃”,即向着“高水平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对于如何实现这一“飞跃”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近年来,山东省东平县出现了若干以村为单位成立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并通过“经营权回归”“管理权释放”“合作式激励”等一系列创造性的制度设计,保障了合作社的发展和运行,初步形成了发展集体经济的“东平模式”。该模式虽不能称得上是理想状态中的“高水平集体化”,但或可说是正在朝着该方向发展的一种初步尝试。     

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党组织社会的机制与运行空间——基于S省J镇党建创新实践的考察

基于S省J镇的党建创新实践,以“政党组织社会”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一般农业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组织性缺失与艰巨性发展任务之间的矛盾。基层党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如何通过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建设,以凝聚各方面资源、激发振兴动力。J镇通过区域化党建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及党员联户等实践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形成了对乡村振兴强有力的引领能力。当前,应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统筹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充分调动普通党员走群众路线,以重塑乡村社会的组织性。可尝试通过区域化党建的做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重塑乡村公共文化——以武汉市蔡甸区L村调查研究为例

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在当前经济社会新常态下显得尤为重要,是基层治理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新的乡村文化模式,注重乡村自身公共文化的培育,着力发展村民自助合作社群,将乡村文化重心下沉到村一级来实现乡村文化生活的重建,最终推动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推进乡村的公共文化重塑,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做出尝试性的探索和提供新的路径。     

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基于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村庄治理密切相关。以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为案例，引入关键群体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能人通过农民合作社的架构来整合村庄内外的多元主体力量，进而形成了发展导向的治理共同体。其中呈现的主要机制为：一是乡村能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动员多元主体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以形成治理共同体；二是乡村能人综合运用人情法则、公平法则、利益捆绑与利益联结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从心理和物质利益层面约束村域内多元主体行为，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以适应外部环境要求，稳定外部参与力量，从而在保障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乡村治理精英的再生产、治理共同体的重建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内部治理机制对农民合作社盘活资源绩效的影响——来自山西省左权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随着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加快推进,移民区将出现大量闲置资源,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成为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关注农民合作社在盘活迁出村闲置资源中的作用,以农民合作社盈利能力和稳定能力反映其盘活资源绩效,结合山西省左权县的三个农民合作社案例分析了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其盘活资源绩效。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发现,工商资本领办型农民合作社虽然有资金优势,但较难形成与农民合作共赢的治理机制,限制了其盘活迁出村资源的能力;大户领办型农民合作社更容易在信任的基础上形成有利于盘活乡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但对社员退出的约束力较差,可能对其在经营困境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更可能基于村中社会资本形成有利于盘活迁出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鼓励这类合作社发展是盘活迁出村资源的有效途径。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金字塔”型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基于山东省J市S村的单案例分析

乡村治理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和党在农村的执政之基,而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支撑乡村治理体系的脊梁。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跟踪观察等方法,基于山东省“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案例分析,深入揭示党建嵌入“金字塔”型乡村治理体系的作用逻辑及影响。研究表明：参与乡村治理的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普通党员及村民群众在党建嵌入的基础上形成了通过强化党组织领导班子以带动全体党员、共同促进村民自治的长期稳定社会交换关系,身份主体定位分别向“标杆型”“服务型”和“自治型”转变,共同推进乡村善治。在此过程中,村集体经济发挥着主体间利益协同机制的黏合剂作用,是形成并维系长期稳定的“金字塔”型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嵌入性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机制——基于浙江省G村的案例分析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浙江省象县G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作为案例，引入嵌入性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该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机制和基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G村集体经济受到三重结构性力量的嵌入作用，即通过市场嵌入的形式，建立了公司制的市场经营模式；通过关系嵌入的形式，激发了社会资本的力量；通过组织嵌入的形式，确立了村集体统筹的组织地位。嵌入性发展的成功经验得益于农村经营模式改革、熟人社会中互助精神以及基层治理权威效应。因此，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协调集体经济“市场—社区”双重属性中的内在张力并构建起多重联结机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共同富裕:逻辑关联、实践过程与路径选择——基于“战旗道路”的经验观察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与核心载体。基于“组织统筹、制度驱动、市场经营”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战旗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组织统筹维度,基层党组织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承担着政治引领与利益协调的角色,有利于促进实质意义上的分配正义;在制度驱动维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股份合作赋予了村社集体与村社成员边界明晰、权责明确的财产权利,有利于促进集体资产的优化配置和保值增值,并从制度和程序上保障资源的分配正义;在市场经营维度,利用管理赋能和产业融合的方式拓展了市场需求,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共同富裕创设了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因此,要通过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机制等方面促进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以驱动乡村共同富裕。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再组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 ——以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为例

[提要]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探索则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案例。“十户一体”抱团发展模式源于当地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它在不改变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单元重构、精英再造、利益联结、监督考核和村规民约等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质的“农民再组织化”实践路径,其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化解基层内部矛盾,促进乡村脱贫与振兴和深化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破解和走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创新探索,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农村集体统筹能力的式微及其基层治理效应——珠三角多地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考察

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基层治理及农民与国家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如以“股权量化”与“政经分离”为主要方向,一定程度上虽有利于缓解利益分配矛盾与代理人寻租困境,但珠三角多地经验表明:这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困境,还可能诱发更复杂的基层治理效应。其深层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统筹能力的式微,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化、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剥离、集体土地经营权的锁定以及股份合作制与集体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矛盾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应以强化集体统筹能力的基层有效治理思路替代“重分轻统”的产权改革思路,构建一种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实现集体经济与基层治理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