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参与与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研究

当下中国农村,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已发生质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和联结模式正在剧变。合作社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组织,从其发展的历史渊源,以及对乡村治理作用与影响的内生机理分析可见,一直都离不开乡村精英的参与。在农民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的道路上,乡村精英承担着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作用,引导社员利益理性与经济需求,发挥民主协商功效和社会资本的张力,推动合作社治理法治化进程。但是,在"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合作社治理法律实践中出现了若干困境与问题,质的规定性发生漂移,结构与逻辑也随之变迁。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促进企业家成长、优化外部制度环境、加强社员培训提高村民法治观念等具体策略将有助于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后精英政治”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研究——基于万载县布成村的调查分析

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由于乡村资源相对匮乏、民主机制不健全、乡村干部待遇不高等原因,乡村精英日渐远离乡村政治。这种"后乡村精英"时代的治理存在着许多风险和困境,既不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乡村民主的推行,还使得国家政策在乡村的传达和执行面临阻碍,文化传承面临断层。如何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超越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促进村庄经济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中国乡村精英群体的赋权机制与治理功能

回顾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比较优势并非纯粹主体性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使之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赋权机制。传统社会的系统性赋权,使这一群体构成多元,治理功能强大;近代社会传统的赋权机制处于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使之呈现出混杂式的群体样态,其中经济精英治理功能凸显而政治精英式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单一的政治赋权机制使无产阶级政治精英成为主导,乡村治理呈现出典型的统治与管理特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复合式精英群体重又出现, 并承担了系统的乡村治理功能;新时代承袭了上一阶段的赋权机制,“新乡贤”的政策话语为精英群体打造注入了动力,其治理功能处于新的建构之中。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欲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治理功能,优化当前精英赋权机制应成为一个努力方向。     

乡村振兴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而社会资本则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支撑.通过回顾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梳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缩影和政治特色;同时,依据罗伯特·D·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从信任、网络和规范三重维度出发,阐明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践逻辑,为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内生性组织”与合作社关系剖析

20世纪前半期,在政府主导下中国乡村设立了大量的合作社,一方面其作为一种超血缘、地缘的行政嵌入性"正式组织",无疑是村落社会进化变迁的一个表征;另一方面它的运行又要受制于已有的"社会资本",即乡村中奠基于亲缘关系之上如家族、公家、会牌等内生性的"非正式组织",由此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和紧张关系,最终使合作社经济组织"异化"成为乡村家族、地主豪绅等强势阶层或"旧式精英"所操纵的一个新的"牟利之工具".表明了社会转型期中乡村中旧有的"权力文化网络"(家族、乡约等组织)会对政府所实施的制度变迁效率的损伤.这是政府在制定或推行某项制度及政策时事先需要着重考虑的.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乡村精英博弈与乡村民主的发展

目前乡村精英已经成为村庄社会中比较活跃的一个群体,但个体间存在着利益的分化,这些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博弈形式,对乡村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本文依据社会学行为视角中的博弈理论,从乡村精英内部以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博弈行为入手,分析他们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民主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熟人社会、面子与村庄公共性再生产

村庄公共性关涉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重建公共性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面子”是发育在熟人社会中的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是实现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可行机制。通过解构村民面子交换、面子积累和面子竞争的日常性生活实践行为,发现面子具有功能互惠性、社会交互性、伦理价值性三重逻辑,能依托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长期性、舆论公道的有效性和道德伦理的约束性,以亏欠-补偿机制、嵌入-转化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生产出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实现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面子具有可塑性,既秉持着传统的控制功能,又可以嵌入新的价值内涵,有必要强化国家权力对面子观的引导功能,使其在村庄公共性再生产中发挥出积极效应,以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平衡增强农村内部发展动力,重构稳定有序的乡村秩序。     

媒介化乡村的逻辑、反思与建构

移动互联时代的自媒体正迅速成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无名者”的出场让乡村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显。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拓展,需要探寻乡村媒介实践的不同场域,同时将媒介化视作一个“元过程”进行一般性的理解。“实践—生活—结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解释框架,可以被用来考察乡村媒介化的现状以及贯穿其间的媒介逻辑。自媒体实践案例表明,乡村的媒介化存在三方面的经验证据：一是个体生活样式的变革;二是资源分布结构的转型;三是文化生产逻辑的转向。自媒体作为一种“元资本”对场域内其他权力形式的放大效应,是贯穿乡村媒介实践的底层逻辑。媒介化乡村的反思与建构需要着眼于三点：一是从“我们”的主体构成出发,构建以自觉性、反思性、创造性为内涵的媒介实践智慧;二是解构并重构乡村的真实性,以矫正乡村社会关系的过度虚拟化倾向;三是从“元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呈现与控制并举的乡村信息传播机制。     

乡村基层水利跳出社会—生态陷阱实践研究——以广西灵山县Y村为例

"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小农水供给无效、投资效率低下等公共资源治理问题却日益突出。社会—生态陷阱理论旨在解释不可持续行为难以摆脱的原因,在中国农村具有理论适用性。利用社会—生态陷阱理论,分析广西灵山县Y村村民在中国农村基层水利政策三十年流变过程中的策略选择,Y村村民经历了前陷阱、陷阱形成和尝试跳脱陷阱的三个阶段,最终未能成功跳脱社会—生态陷阱。认为政策是影响社会—生态陷阱跳脱的关键机会变量,提高农田水利绩效需要真正以增进农户福利为导向,继续尊重并重视村民在基层治水实践中的使用者主体性。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湖南省武冈市连山村、法新村取消农业税情况调研

2004年起,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经过两年的发展,此项改革的绩效究竟有多大?农业税的取消对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富裕有无显著作用?笔者以湖南省武冈市连山村、法新村在取消农业税后所表现出的不同情况为调查内容,分析取消农业税的绩效并探讨其中的原因。连山村村民认为没有太大的作用,法新村村民却认为有实际好处,基层领导认为有四个正面影响和四个负面影响。作者认为取消农业税只是一种手段、一个工具。要实现农村的富强,首先要依靠科学技术;其次政府要保证对各地基础设施的均衡投入;再次要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最后,应提倡农民义工、农民志愿者等。     

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后乡土中国,组织断裂、文化断裂及精英断裂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社会的整合度,使社会断裂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所必须着重解决的基本问题。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现阶段,为了稳固治理有效的根基,党的领导需以重整乡村社会为着力点,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建互惠共识的公共文化,再造公益导向的村庄精英。实践中,要以强化村级党建为依托重构组织资源;以再造公共空间和激活传统文化入手引领文化复兴;以助推新乡贤衍生和驻村干部融入引领精英供给。     

晴隆县鸡场乡捧碧村布依族习惯法民族志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睛隆县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的一些乡镇是布依族聚居的地方。由于其居住的环境相对于其他的布依族地区而言比较偏僻,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习惯法规范,主要表现为民间纠纷调解制度和婚姻习惯法制度。     

历史、现实、重塑、整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规民约研究

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竞演的场域,村规民约因其自身的乡土优势,自古就是重要的乡土竞演规则。随着国家政权和政策的演变,这套乡土秩序规则历经了辉煌、式微、转型三个阶段,当前重新活跃在广大乡村。作为一种村民自决产生、沿袭传统道德、发挥"法律"约束的文本,其与当前建构集自治、德治、法治于一体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不谋而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应该发挥村规民约的重要作用。但当前由于制定程序缺乏民主、乡村共同体消解、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缺乏调适导致村规民约难以发挥其在促进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上的作用。建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应完善村规民约制定的民主程序、重构乡村公共意识、调适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