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视域下法院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管理研究

通过司法体制主体工程之省级统管改革,法院司法资源的外部配置由同级政权上收至省级,这为我国法院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改革奠定了重要的主体框架基础,即中央和省级共治的管理体制。但是,目前司法资源在具体配置方面仅实现了“集”, “约”还存在明显不足。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促进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集约化改革,实现现代法院组织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改革目标。在具体路径上,现代法院管理理念应该促进法院内设机构的全面革新,推动法院与人大等部门外部新型关系的构建,完善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管理制度：法院“职业经理人”制度、法院经费透明管理制度、建立法院行政事务标准化指南、法院信息化建设等。     

论人民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归属

我国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曾几度划归政府司法行政机关,1982年以后又回归人民法院.为了适应深化行政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作用,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人民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基于人民司法制度的历史和一些国家的惯例,以及对司法行政管理现状的利弊,认为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应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     

对我国法院行政事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法院的行政事务管理是任何国家的法院系统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审判工作与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是有着不同的规律性要求的,为保障法院的有效运行,各法治国家在不同司法体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司法行政体制,主要有两类模式:一是完全独立于法院,由专门的司法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二是由法院主导下的相对独立机构对司法行政事务进行管理.而目前我国法院系统的行政事务管理则没有认识到其与审判工作的不同要求,需要作相应的体制改革.     

现代司法目标与中国法院审判组织改革

中国司法在法院审判组织方面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以确立现代司法为目的和根本要求,将法院内部与现代司法原则相悖的审判组织关系结构变革为以保障审判组织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为目标的审判组织关系结构。应该按照审判独立的要求建构合议庭内部与外部的合理关系结构,以真正有效发挥合议庭的审判功能;应该在法院审判组织改革的整体性框架下,选择更宽阔的视野讨论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以符合现代司法的建构与运作要求实现审判委员会自身的制度变革。     

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司法贡献——以J市法院行政审判大数据应用为例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大数据海量增长。发掘蕴藏在司法大数据中的丰富信息,探索司法案件与社会活动、政府行为之间内在的关联与规律,是人民法院延伸司法功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司法大数据种类繁多、信息量巨大,社会治理的内涵更是无限丰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研究,工程量浩大,决非朝夕之功可以完成。鉴于司法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参与方式和面临的难题具有共通性,适宜先开展司法大数据分类和治理范围限定的样本研究。行政审判指数是社会治理效果的晴雨表。以J市法院行政审判大数据对市域社会治理的贡献为例,解读当前行政审判大数据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不足及原因,探索司法大数据深入分析应用的路径,可为该领域的实践展开与理论拓展提供参考。     

论公正司法与司法观念

司法仅指法院行使审判权对案件纠纷进行审判的活动。公正司法与司法公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注重过程 ,后者注重结果。当代中国要实现公正司法 ,法官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人权保障观念、平等观念、独立司法的观念、司法效率的观念。     

司法话语权的机理解析

所谓司法话语权，就是司法话语权主体所拥有对法院司法审判过程的言说行为权，也就是司法话语权主体对法院审理、判决案件的司法过程所享有的表达其利益、主张与要求的话语资格。本文对“司法”界定采审判说，对“司法机关”界定采法院说，对“司法权”的界定采审判权说。司法话语权主体可以分为：本源性主体、一般行使性主体和特殊行使性主体。     

司法的公众参与:司法回应民意的原则与机制

从保障司法的公众参与角度,研究司法为何和如何正确积极地回应民意,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回应民意机制,保障公民司法参与权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司法回应民意应坚持司法独立与依法审判原则、理性与客观公正原则和程序正当与审判公开原则,并改革司法旁听制度,落实公民法院旁听权。移植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拓宽法院吸纳民意渠道,参考吸纳理性正确的民意,改革和完善法院案卷信息和司法记录公开查询制度,接受公众监督。     

浅议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指以法院的审判作为解决民事纠纷最终手段的原则。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应在我国确立严格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赋予其“凡私法调整范围内的社会纠纷都可由法院以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含义。但在此过程中,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改革与之配套：提高司法效率,增强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机能;开发新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以减轻诉讼机制的压力。     

法国混合型法院管理模式探析及其启示

法国类属司法部和最高法官委员会的混合型法院管理模式。司法部对法院行政事务的集权管理有利于法院整体独立以保障司法权中央化；最高法官委员会对法官任命、晋升和纪律监督的管理有利于法官个体独立。法院审判职能和管理职能的双重组织属性和二元异质性的法院内部管理结构有利于司法权力高效、公正行使。我国司法改革应深化最高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决策权以构建有利于法院整体独立的法院管理体制，建立法官自我施加的标准和同业集体监督控制的法官委员会制度，再造区分法院审判和管理双重职能和异质性的我国法院组织内部权力配置结构。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保障机制研究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是我国司法制度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实现,可从推进和完善司法独立、注重程序和完善监督制度三个方面着手解决。     

司法改革的目标与司法模式——基于政治与司法关系的改革思路

政治与司法的关系是宪法的基本命题,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基础.中国司法改革应当立足于政治体制层面,着眼于改进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关键是建立和完善政党与司法的结构关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确立司法改革的走向和司法相对独立的目标,从宏观上理解和把握司法多元化模式、司法相对独立的内涵和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特征,赋予政治与司法关系以宪政意义,从政治的全局与宪政的高度审视、构想和推进司法改革.     

司法的困境： 在法条主义与能动司法之间

在中国的语境下,能动司法与法条主义适成反对。一方面,这种显见的对立使得司法在裁判方法上顾此失彼,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另一方面,法条主义与能动司法的理念与方法也急需进一步澄清。利用法律论证的理论资源,透过一种"整体性"的司法裁判思路,或可使法条主义与能动司法在方法论上得到一定的"协调",走出这一司法困境。同时,这也为提出"弹性"的法条主义和解明能动司法的界碑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健全公正执法与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考——兼论西部大开发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对策

中国司法制度所面临的若干问题常常与制度建构方面的缺陷有关。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公正执法 ,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 ,妨碍了司法工作的健康发展 ,因此 ,亟待改革。但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多层次、分步骤地进行。应当把树立司法的权威性和维护司法的统一性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 ;把清除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作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把培养高素质的执法司法队伍作为维护司法公正的关键。     

司法改革的动因及其制度设计

职权活动的随意性、浓重的地方主义意识与诉讼的拖延及生效判决的执行不力,加之司法官员腐败案件的频发,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与尊严,动摇着人们对于法治国家的信心。司法公正的实现有赖于相当力度的司法改革,革新现行的司法人事制度与组织系统,创建有限独立的司法体制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司法大数据与司法公正的实现

司法大数据是司法活动与大数据科技的结合及其在司法领域的积极运用。司法大数据以裁判结果为载体，融合了立法与案例的多种信息与数据资源，为法官审判案件提供了可依据的数据支持，可帮助法官形成对案件的认知和判断，对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正功能”。但司法大数据在提升审判质效的同时也会因为数据科技的缺陷给司法公正带来“负功能”。因此，应重视数据标准和规范的建设，提升司法大数据使用的合理性和安全性，消除“数据陷阱”，让大数据切实助力司法公正的实现。     

判决理由说明——现代司法判决正当性的内在要求

说明判决理由不仅是判决书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判决结果正当化、司法合理化和法的妥当性的重要指标,是法官思维水平、专业知识、法律素养以及裁判水平的直接体现,要求法官的思维要符合证明逻辑规则,在判决时做到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可以防止法官个人的主观臆断,增加判决书的理性色彩,使判决书具有更高水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说明判决理由关系到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和法院的公信力,体现了应然性的价值取向,对于保障审判公开,对于司法审判进行监督、遏制司法腐败,对于沟通国家、社会与当事人的关系,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起着重要作用.     

基于“态度”的司法决策

对司法行为的经验研究表明,疑难案件中的司法决策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即法官所持的意识形态或政策偏好。态度理论归纳了主导疑案裁判的三个决策变量:案件事实、态度,以及事实与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态度模型作为一种主导型司法决策理论,能解释、预测大多数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因为受态度测量上的方法论局限,以及对制度性约束和法官角色认知的忽视,态度模型无法解释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判决,也无法解决法官的意识形态漂移问题。在量化法官的投票行为时,态度理论实际将意识形态界定为法官的党派倾向。这种非此即彼的量化方式是粗糙的,它将法官描绘成“身披法袍的政客”,这决定了它是一种片面的司法决策理论。     

论司法良知

在法治社会,司法公正被公认为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作为守护者的司法工作人员能否恪守司法良知则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对司法良知进行历吏考察和社会功能考察发现,我国司法良知的建设困难重重,面对司法腐败、司法不独立和市场经济负效应的侵蚀,塑造中国特色司法良知必须加强司法廉政建设、确立真正的司法独立制度、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实际行动做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