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诗词文比喻手法的特色

苏轼是一代文宗,才华横溢,对各种文学技巧运用纯熟.比喻是苏轼作品中常用的修辞手法.本文认为,苏轼作品中的比喻手法有三大特点:擅长以人喻物;善用博喻;比喻中蕴含哲理.     

试论苏轼诗歌的比喻艺术

苏轼的诗歌善用比喻艺术。其诗歌的比喻,具有广泛性——不受时空限制,不受题材拘牵,亦不受体裁束缚;同时,又形式多样——有明喻、暗喻、借喻、曲喻、讽喻,也有博喻、联合比喻等;苏诗的比喻还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准确贴切、恰到好处,真实亲切、具体生动,新颖奇特、变化多端,幽默诙谐、精警深刻。     

苏轼诗博喻浅说

苏轼诗歌以长于比喻见称,其雄放豪纵又俊逸秀丽的诗风,往往因妙用博喻而倍增光彩。博喻最早见于《礼记》第十八《学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也就是“博喻”,《学记》强调了它作为诗歌的一种艺术表现方法的重要。今人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苏轼诗前言》中生动地阐述博喻是:“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     

浅谈朱自清笔下的博喻

博喻,又叫铺陈式比喻,也就是用多种多样的事物来比喻一样事物的一个方面,使这方面的特点更加突出;或用多种比喻来比喻一个事物的各个方面的特点,以显示事物的丰富多采。运用博喻,可以使思想表达更透彻,感情表达更充分。从本质上说,是艺术的强调,是为了强化艺术形象。精妙的博喻,有一种奇特的效果,它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晰,使形象放射出奇异的光辉,从而紧紧抓住读者的心灵,给人以美的享受。正因为这样,作品中无论是写景,抒情,状物,说理,都广泛地运用着博喻,真是珠玉璀灿,琳琅满目。     

苏轼诗歌中数字的对仗

学界对于苏轼诗歌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其作品的考证、意象分析、艺术成就、情感表达等方面,忽视了其诗歌中大量出现的数字。数字对于诗歌等艺术作品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苏轼诗歌中存在大量的数字对仗现象,从数字对仗所表达的多与少的对立与统一、数字与其他词性的词语相结合所表达的含义与效果、数字在诗歌中的艺术效果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苏轼诗歌中的数理美。     

鲁迅运用比喻的语言艺术

鲁迅先生善于运用比喻的语言艺术——喻人、喻物、喻事，而且比喻的构成方式灵活多样——明喻、暗喻、借喻、博喻、扩喻、缩喻。由于比喻的成功运用，鲁迅的作品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或通俗浅近、平中见奇，或注重神似、新颖别致，或照应语境、自然贴近，或幽默辛辣，深刻隽永     

论苏轼创作之“真”及其创作理论

苏轼在诗、文、画作等艺术创作中,皆体现出表达真性情之特色,他重视诗人、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重视诗歌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在创作理论方面,他提出了＂常行＂与＂常理＂的问题。通过对苏轼＂真＂性情的剖析,可以发现苏轼诗、文、画作的艺术特色,及其创作理论的价值。     

诗，应当是艺术的美的——论新月派诗歌的意境美

新月派诗人特别注重诗的美的意境创造。文章着重论述了新月派诗人创造诗歌美的意境的三个共同特征，即移情于物，以物缘情，或缘情生景，境以物迁；借鉴我国传统诗词的表现手法，用哀怨、缠绵的情调，把读者带入动人的艺术世界；用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比喻创造诗歌的优美意境。     

论苏轼以赋为诗的艺术表现

［摘要］本文梳理了苏轼以赋为诗的主要表现，认为苏轼受赋家之心与作赋之法的影响，既能用独特的体物视角来创造美妙的诗歌意象，并据以组织篇章，形成圆融通透的艺术特色；又能抓住常人不曾注意的物象、物情来抒情说理，增加了诗歌的兴象美，从而以破体之法行尊体之实，提升了诗歌的艺术品质。     

浅论英美诗歌中的修辞意象

英美诗歌中修辞意象是理解诗人的创作意图和领略诗歌艺术魅力的核心所在。几种常用的修辞意象包括比喻意象、象征意象、拟人意象及通感意象。精当的比喻会使形象更加鲜明,象征意象则是思想的荷载物,拟人意象强调物和人的相通相融之处,而通感意象表现为各种感觉互通有无,带给读者以新奇美的感受。     

从苏轼作品欣赏其丰富而独立的人格魅力

苏轼作为文学斗士的性格具有多面性，其丰富而独立的文化人格不仅在宋代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对后世文化人格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儒家伦理社会结构中寻求社会人生价值意义的同时，遨游山水、沉醉诗酒，从而在兴趣、态度、气质、个性、行为等精神与实践层面上整合政治人格与自由人格，把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以其丰富、独立的文化人格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格式塔心理学视域中苏轼词风的表现方式

以格式塔心理学同形论原则分析苏轼豪放旷达词风的表现方式,我们可知,苏轼作词时受其内在豪放旷达性格的驱动,使所写景物“力”的样式同自己内在心理动势达到了异质同构。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

寿苏雅集源于清人宋荦，被翁方纲、毕沅等人发扬光大，至乾嘉年间逐渐风靡全国。寿苏雅集的流行既与组织者及参与者的个人心态密切相关，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集会活动一方面要求组织者自身有一定的文坛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也要求祭拜对象具备强大的感召力，能够满足祭拜者的精神需求，引发心灵共鸣。在雅集中所展示的画作及诗人们的唱和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洒脱不羁的苏轼形象，正是诗人们在繁忙的世俗官场之外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虽然清人亦曾为白居易、欧阳修及黄庭坚等人祭祀生日，但其规模、持续时间及影响力都不能与寿苏相提并论。清人寿苏传统还被日本学者长尾雨山传到京都，并有《寿苏集》流传于世。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苏轼诗词选》英译的美学损失与补偿

苏轼诗词寓意丰富,用词精炼,有些诗词中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因此重现诗歌的美学价值是翻译苏轼诗词所必须考虑的。但由于中英文语言结构以及文化思维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不管是语言形式还是审美价值难免有所损失。针对苏轼诗词的美学特点,以等功能补偿原则为基础,对诗词语言美和意境美两个层面的美学损失进行补偿研究,揭示了苏轼诗词翻译过程中不同层面的补偿策略。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