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民年金制度对我国土地保障的启示

土地抛荒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值得社会各阶层重视。如果我国能借鉴日本的农民年金制度,建立农村土地承包权基金制度,则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农村土地承包权基金的来源有政府补助、农村集体拨款、土地承包权收益等方面,基金主要用于对暂时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户支付土地承包权转让金、对永久放弃土地的农村老人支付老龄年金等。这种基金组织是一种非政府机构,由农民负责监督其全部运作过程。     

"两田制"变迁的经济解释

"两田制"是家庭承包制改革以来重要的土地制度创新之一,是农村集体与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规模经营与土地收益控制的结果."两田制"的收益与成本具有非对称性,集体与地方政府是最大受益者,而因土地使用竞争退出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是制度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人.随着农业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两田制"的制度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危及农村稳定发展,最终被国家强制取缔.″两田制″的经验说明,各地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应遵循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原则.     

社会学视野下的近年农村土地抛荒问题浅析

近年来农村土地抛荒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土地耕种的成本过大、放弃土地承包的心理成本和放弃打工机会的成本过高,各项成本与收益不平衡,以及农民经过20多年市场经济氛围熏陶后决定自己的行为时日益理性化、经济化等因素,是导致今日农民抛荒土地的重要原因。     

理性引导储备土地供应价格

土地收购储备制度运行程序表明,土地供应价格由土地收购成本、土地整理储备成本和预期土地增值收益三部分组成.因此,理性引导土地供应价格必须控制好土地收购、土地整理储备、土地供应这三个环节.在土地收购阶段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收购补偿;设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控制土地收购成本.在土地整理储备阶段要积极引入竞争机制,降低土地整理成本.在土地供应阶段要改进现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方式,创新土地供应方式;改革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防止地方政府抬高地价增加土地出让收益;全面清算土地增值税,严厉打击开发商囤积土地的行为.     

理性经济人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诱致腐败的心理基础。如果制度存在缺陷,使腐败活动的收益超过其成本,腐败自然趋于泛滥。文章构建了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一收益模型,指出腐败的收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腐败成本则包括预备成本、实施成本和风险成本,具体分析了贿赂型腐败和贪污型腐败中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认为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缺陷,必须严格地对约束个人活动的不同制度环境进行比较,将廉政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制度上来。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价值“释放”的新思路——基于成都和无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的比较

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的途径只有政府征收,这无疑束缚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制约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文章通过比较成都市和无锡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制度设计与实际效果,发现成都模式所采取的农民集体主导、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引导和监管的方式,是还权赋能的做法,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模式中具有较强的优势,很好地解决了农村的发展问题。由此得出,在农村的后发增长路径中,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来释放农村土地价值是一种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创新提出建议:政府可考虑还权赋能,放弃对土地收益的垄断;政府与市场进行合理分工,加快农村发展的进度;加大土地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发展;以农民集体推动为主,保护农民利益,进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机制等。     

土地腐败防治新视角:成本收益考量内化零容忍

在土地腐败治理研究中,零容忍与成本收益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两种理论有其固有的缺陷:零容忍过度强调通过外部力量作用于腐败治理,成本收益分析则仅从行为者个体角度,模拟其对腐败成本和收益的认知。基于这两种理论内在机理上的联系,在对土地腐败主体、规模与特征的现状描述基础上,可对土地腐败防治构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使个体在成本收益考量过程中有效地内化零容忍,从而建立内外结合、防治结合的土地腐败治理新方式。     

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

在唐五代,“屯田”和“营田”是封建土地制度中两项重要内容。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史学界长期争议不决。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分阶段理清了两者的关系,认为在唐前期,“营田”泛指经营土地,“屯田”是一种特殊的官营土地制度。唐后期至五代,出现户部营田务管领的营田,乃是与屯田并行的另一种官田系统。文章还否定了唐后期屯田转化为营田的说法。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中,制度失灵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起点,利益驱动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力,成本收益分析,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原则,制度环境变迁是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外部条件.     

唐代前期凉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考论

汉唐时期,凉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成为西北战略要地和都会,凉州成为我国西北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城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以及唐初的大凉都曾在此建都,以后历为州、郡府治.唐代前期,唐政府对河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治理,使凉州作为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凉州一度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国际交通的枢纽,是唐政府经略西域的后方总部,并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户籍样、田令和“均田制”

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所谓"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其后,修订成一种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式———"丘井之式"。北魏在以"六镇"为中心的西北边疆地区实行过垦田,颁布过垦田法,它也是这一地区"府户"的户籍样,后来增添进了"丘井之式"。北齐继承了户籍样制度,把北魏两种户籍样混合为一,并把规定当作土地登记和管理法归入《田令》。隋、唐沿袭北齐之制。治史者不了解源自"品式"的户籍样制度,不了解北魏有两种户籍样,把"均田"误解为均分土地,制造了"均田制"这一错误的概念。     

唐代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的演变

唐代的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是动态的和变化的,总体上呈现出国有土地不断私有化、小私有土地日趋萎缩和大私有土地日益壮大的基本情形,其中大私有土地的发展最为活跃和不可根本遏止,是推动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不断演变的现实的具体原因。唐代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的不断演变还有唐朝土地政策、土地制度以及土地私有化运动规律方面的根本原因,引发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和恶性动荡,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统治的覆灭。     

唐代西域的贬谪官吏

文章纠正了唐代陇右道不是官吏贬谪地点的观点,指出,唐代西域有一些贬谪官吏,并对这些贬谪官吏遭贬的原因及时间进行了分析考证。学术界有关贬谪官吏败坏了地方风俗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唐代贬谪到西域的官员多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具有良好的政治文化素养和治国安邦的才能,对唐朝经营西域及地方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还对唐代有关贬谪官吏"量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论唐初史馆

唐初史馆制度的正式确立,是中国史馆制度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唐太宗提高史馆的政治地位和史官的物质待遇,对唐初撰修前朝历史和本朝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初史馆成就斐然,影响深远。     

论唐代前期的土地产权制度

唐代的土地产权制度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唐初统治者通过建立以均田制为载体的土地产权结构,建立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土地产权管理体系,形成了土地产权交易的各种方式,从而对唐前期的社会生产产生了较好的激励作用,促进了唐朝前期经济的发展,为唐统治者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财政利益.     

初盛唐女性参政之文化影响

为研究初盛唐女性参与政治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初盛唐主要女性参政事件。研究认为长孙皇后以身份之尊影响朝政,对太宗朝谏诤风气的形成功莫大焉;武则天倡扬科举取士制度,影响了社会阶层之升降、变更和流通;上官婉儿身处唐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关键点,通过品评来称量天下,引领宫廷诗歌词气充盈、刚健开阔的审美追求。     

唐代的民族交融与政治发展

唐朝前期民族融合与发展 ,体现出唐朝前期的强盛局面 ;但是“安史之乱”以后 ,地方分离与民族分化则成为另一种现象 ,并最终导致五代十国的分立局面。其原因表现在多方面 ,但王朝集权的削弱 ,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     

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

“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其决议案经过“八座”连署后,报经皇帝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对于这样的高层决策会议,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