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正>“和平性”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绝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1]中华民族是追求“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是崇尚“和平”的文明。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与崇尚武力,奉行“丛林规则”的西方文明不同,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讲“和平”、“和为贵”,奉行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理服人,以德化人。深入开掘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资源,对维护世界和平,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构建和谐世界和“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明新秩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汉字、儒学、秦始皇看中国“大一统”的文化模式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地保持了自己文化的完整性、独立性、绵延性达数千年,这与中华文明早熟的“大一统”文化模式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汉字、儒学、秦始皇为这“大一统”文化模式的建构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中国的“大一统”文化模式在世界文明史中独具特色,这一模式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揭示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强调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原则。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本刊特邀5位专家参与专题笔谈，从不同视角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进行解读和论述。其中，杨须爱教授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华民族政治传统与实践、中国通用文字、中华典籍等四方面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郝亚明教授认为“创新性”是理解中华文明历史延续的密码，是理解中华文明当代复兴的钥匙，是理解中华文明未来走向的指针；严庆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国人追求团结内聚的信念、捍卫国家统一的气节，也内在地决定了各民族与国家共命运的选择；青觉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突出表现为接纳多元与尊重差异、开放对话与交流互鉴、多元融合与求同存异的核心原则，汇集于“文明以止”的信念；马忠才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缘于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的优良传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底色。     

中华民族“凝聚力”考古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其不断裂的表现，是这一文明的祖先还是中华大地上“百万年人类史”与“一万年文化史”的缔造者。“中华文明史”的实质是中国的国家历史。以考古学、历史学、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族群，得出几乎一致的科学结论，它们有着基本共同或相近的“遗传基因”、共同的“祖源”。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不论是什么时代(王朝),也不论是中华大地什么地方的族群或人群管理中华国家，都坚持“中”与“中和”的国家“大一统”理念，从“三皇五帝”到历代中华不同族群建立的不同王朝，都维系着“中华统绪”,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大地的多民族共同体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及其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回顾古代世界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与中华文明“四大文明”,加之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除中华文明之外，至迟在公元6世纪或“大航海时代”之后，其他文明均已“断裂”,而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之所以这样，乃是源于中华文明一代又一代传承着从“家国一体”到“家国同构”至“国家认同”的“中”与“中和”这一“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圣城，耶路撒冷

“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圣经》 耶路撒冷，意为“和平基石” 在希伯来语中，“耶路”意为“基石”，“撒冷”意为“和平”。因此，“耶路撒冷”意即“和平基石”。在阿拉伯语中“耶路撒冷”被称为“古德斯”意为“圣地”。然而，在这块和平的圣地上，却鲜见和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为了获得对这块土地排他性的权力，一次又一次地征战厮杀。据记载，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岁月里，它被各方群雄征服过３７次，曾先后八次毁于战火，但每一次它都在废墟上奇迹般地再生。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耶路撒冷一样，是…     

论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的第一个人本主义命题。这一命题中的“人”可以指“人类”之人、“个体”之人、个人的感觉;这一命题中的“万物”可以指本体论意义上的万物存在及其状态,认识论意义上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之对错、是非、真假,价值论意义上的客体对主体而言的好坏、利害、有用或无用,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恶、苦乐,以及审美意义上的美丑;这一命题中的“尺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质”的判断标准,主体据此将“对象”与“他物”区别开来;二是作为“量”的衡量标准或测量单位,主体据此判定“对象”与“同类物”本质上同一而量上有别。“人是万物的尺度”彰显了主体能动性,具有反传统的进步性,蕴含着平等民主的思想,但该命题也隐含主观主义、唯我论、感觉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等消极因素。     

树立面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观——关于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思考

中华和谐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对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意义重大。儒家倡导“仁和”为核心的仁爱和谐观，道家崇尚“人和”为特色的自然和谐观，佛教推崇“心和”为境界的和平和谐观，中华和谐文化传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了积极历史作用。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应当深入发掘和充实和谐文化思想，坚持“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摆正和处理好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竞争机制与社会和谐、少数与多数、道义与功利、道德与法制等诸多关系，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提供战略性的软实力。     

儒家视域下生物多样性思想探赜

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儒家哲学基础是天地之气，气化万物，万物皆气之聚合。儒家承认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体现在：认为天地“广生”“大生”万物，万物来源同一，具有平等的生命价值；阴阳动态平衡机制使万物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和实生物”“和而解”的博弈机制使万物既竞争又和平相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有：自然万物承载着神秘的至上之道，“物莫不含神而具性”,神性使人类对万物产生敬畏之心；仁民而爱物是天所赋予人类的一种德性；万物一体，人与万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爱者优存”而不是适者生存乃是自然真正的演化规律。儒家爱护自然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知，而且还化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法律规范，约束制约着人类的行为。     

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是博大精深、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持久生命力的文明,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显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两者应该而且能够在生态环境、世界和平、全球伦理等领域,进行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存共荣,为全球化形势下构建“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人类文明新秩序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时代中华文化感召力:概念阐释、研究回顾与价值重构

当前，中华文明研究重点在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从而在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确立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并将其作为我国在国际社会事务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国际主张的精神源流与重要根基。中华文明在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不断融合的过程中经历了创新型发展，展现出中华文化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进而引领新形态的人类文明发展。在对中华文明正本溯源之后，需要将中华文明不断革新的“故事”和“声音”在国际舞台上有效地传播出去，以德服人，以文化人，以此改变西方文明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误读、偏见与打压，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从而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王弼与老庄一多思想的差异

王弼等人授道入儒开创玄学,史家既谓之“祖述老庄”,义称为“新道学”,那是有根据的。王弼对于老庄哲学确是既继承保持又改造发展的。他们一多关系(本体与万物、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思想的差异,集中表现了其哲学逻辑框架的不同,并从而在逻辑与历史统一上反映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的某些特征。一先秦,老子以精神性的“道”作为本原,以说明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庄子进一步发展了它。老庄都把“道”作为不可分割的、无限的整体置于万有之外、之上。在发生论上,讲道派生万物,万物有限,所以毁坏了道。在运动观上,讲道作为“外在     

中医文化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先行者

对“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一学术命题进行解读,提出中医文化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先行者,中医药学这把“钥匙”是由中医药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共同打造的;中华文明复兴是一种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复兴,中医文化恰好全方位满足了这一要求。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两个维度,对中医文化和儒释道文化进行比较,提出只有中医药学而不是其他学科、学派能够担任“钥匙”的职责。并以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中医文化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和中华文明永恒魅力的体现。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特质及发展“新”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最新论断,是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新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重超越”性质,既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也蕴含现代化的“新”特质,与西方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共享的现代化、人民民主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民性、民主性、共享性、正义性与和平性,是有“根”、有“魂”、见“人”、见“物”的现代化。消除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阿碦琉斯之踵”,做好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大学问”,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向度。     

贾谊之“道”的哲学意义探析

贾谊通过对老庄以来“道”这一哲学范畴的扬弃,立足社会现实,给“道”赋予了新的哲学内涵：首先,“道”是万物的根本;其次,“道”是认识万物的根本法则;再次,“道”是人生的境界;最后,“道”是天地万物始基的真实存在。这界定有极其丰富的哲学意义和实践意蕴,为他的认识论、伦理观、历史观和治世观,乃至礼法结合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形上基础。     

略论《老子》的“有”“无”观

《老子》哲学以“道”为核心,而“有”“无”则是“道”的核心问题。对《老子》“有”“无”的考察,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和“道”统“有”“无”两种见解。作为一种合理的诠释方式,从断句、词性、义理等方面来考察“有”“无”,可以看出“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万物的本原、本体,从本质上来说,“道”是“无”“有”的统一。“无”是指天地形成之初的无形状态,“有”为实有,是万物之母,万物同出于它,“有”与“无”同出而异名。     

中华文明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最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国一代代学者苦苦求索。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     

“和谐世界”:中国“和”哲学与持久和平——以对道家、儒家、墨家“和”哲学的分析为中心

从对中国道家、儒家和墨家的“和”哲学的分析和研究中我们发现,儒家和道家的“和”哲学强调“和谐”的同时,也重视“和”的“和平”内涵,或者说和谐与和平是“和”的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而墨家的“和”哲学,“和平”的内涵成为重中之重的同时也强调“和谐”,三家共同之处,就是“和谐”的最高境界是实现持久和平。如何取得和平,道家以辩证思维主张大小国家互相“谦下”但大国应该率先垂范,同时,道家重视高级政治和低政治的平衡以建立和谐,儒家重视和平机制与信守条约,而墨家除了在理念上更注意“兼相爱”和“交相利”的结合之外,同时也特别重视实力后盾特别是强大的科学技术在阻止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并用实际行动劝阻侵略行为,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创造和平的篇章。     

《庄子》"旁礴万物以为一"理念及其文学显现

“旁礴万物以为一”是《庄子》道论的重要理念。旁礴指的是广泛覆盖、兼容并包,它的这种含义从文字构形上可以找到根据,在《庄子》书中一以贯之,并在先秦两汉及后代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旁礴万物以为一”,指的是包容万物,万物一体。《庄子》一书在表现这种理念时,塑造了藐姑射神人、北海若和大公调三个崇高形象,创造出广远、至德、死亡三种雄奇、瑰怪的艺术境界和场面,凸显了这一理念的理性因素和审美意蕴,从而也使哲学理念文学化、艺术化。     

和平与暴力

一 由于接连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而深受震撼的我们这几代人,犯了一个感情上的错误或者说“错位”:认为威胁人类和平、公正和美好生活的几乎纯粹是战争,这便加强了“和平—战争”这一对对立面。于是,又是召开极其热闹和极其一边倒的(和平)大会,又是选择世界(和平)理事会。于是,为防止新战争而作出努力(有人是真诚的,有人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