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元节与张燕玲《此岸,彼岸》的文化创作

中元节饱含着中国祭祖与鬼信仰文化的传统,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体现了中国文化真善美的本质特征。张燕玲的散文作品《此岸,彼岸》将台湾中元节倾城倾家、非凡热闹的祭祀场景与台湾大陆老兵苦海无涯的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描绘,穿过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台湾中元节,展示出台湾人与台湾大陆老兵深层的文化乡愁以及作者深广的文化乡愁创作情怀、对生命哲学关怀的创作精神和对文学真、善、美的创作追求,《此岸,彼岸》由此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此岸与彼岸的融合——论《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中的"永恒女性"形象

“永恒女性”形象与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索菲亚学说”联系在一起。索洛维约夫将“索菲亚”发展成为一种学说,并给“永恒女性”主题注入了宗教想象的激情。梅列日科夫斯基秉承这一传统,对“永恒女性”观念加以发挥,认为它既具有彼岸的神性本质,也具有此岸的属现象本质,是此岸与彼岸融合的纽带,它以“肉体美”与“精神美”的和谐统一出现在现实世界中,体现着作家对彼岸圣灵的赞美,对爱与关能拯救世界理念的企望。     

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欲”之误读的几点商榷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以《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玉”作为叔本华唯意志哲学中“生活之欲”的代表，认为《红楼梦》提出并解决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问题，且《红楼梦》创作的主旨精神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之道。这与曹雪芹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不完全相符合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宝玉之“玉”和宝黛爱情是持肯定和褒扬态度的，他所舍弃的是过度的贪欲。     

《列子》的身体修行何以指向精神超越——以《天瑞》《黄帝》为例

《列子》思想提供了一条精神超越的身体修行路径。身体修行如何能够提升精神境界是这一路径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解决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宇宙论与价值本体的非断裂,以作为身体修行通达本体境界的基本可能;二是保证身体修行所通达的非道德性的精神境界是正向的,以实现精神超越而非精神堕落;三是将不同的精神境界统一于身体修行,以保证身体修行通达本体境界的一致性。以《天瑞》和《黄帝》为例,列子实现精神超越的身体路径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     

论《儿子与情人》中的朦胧之爱

《儿子与情人》所刻画的男女之爱处于朦胧之爱阶段。主人公保罗的朦胧之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他自小对母亲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甚至有时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情人。当他长大并有了女朋友后,总是在恋母和恋人之间做痛苦的抉择;而他的初恋则在崇高的、神圣的精神之爱与充满激情、纯感官的肉欲要求之间摇摆——精神之恋与肉欲要求分离,肉体接触亦与精神要求分离,两者未能统一起来。     

《无名的裘德》和《儿子与情人》中分裂的爱

哈代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赫赫有名、举足轻重的作家,而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首屈一指、影响颇深的作家。两位作家一直以来都是文学评论界中的“宠儿”,“褒贬不一”、“饱受争议”成了评价两位作家作品经常使用的词汇,而哈代1895年出版的《无名的裘德》与劳伦斯1913年出版的《儿子与情人》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裘德与保罗追寻的精神之爱与欲望之爱,可以更好地理解哈代与劳伦斯两位作家之间的关系。     

心中的偶像 历史的碑铭──从但丁的创作看其爱情观

贝亚德丽采是现实与精神世界中但丁苦思苦恋着的恋人。但丁因为对她的爱而诱发了创作激情，又正是追寻这“爱”的创作使但丁崛起于文坛。贝亚德丽采是但丁树起的偶像，《新生》和《神曲》是但丁刻下的碑铭。在这偶像与碑铭之上，他袒露了自己钟情的精神之爱，并为此而感到富有充实、满足奋发，从中体味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解读《浮现》中女主人公的“家园意识”

《浮现》通过女主人公回乡寻父这一经历,揭示了女主人公在生态坏境被破坏、人性被遮蔽时的内心感受,即产生了一种失去家园的茫然之感,而这个家园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生态思想家认为家园意识促使人们爱惜环境,营造美好和谐的自然和精神家园,从而得以“诗意的栖居”于自然界.《浮现》通过描写女主人公与自然的融合来倡导万物和谐共处的概念,为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生态和精神危机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冷漠沉醉挣扎--《沉重的肉身》中身体的三种伦理表情

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以现代性伦理的叙事为纬语,演绎着现代之后的个体偶在以身体之维去体认和追寻人生意义和生活幸福的可能性。身体面对人民民主伦理的空乏报以冷漠,面对人义论自由伦理感受着沉醉,虽然身体在神义论伦理中受伤地挣扎,却是现代个体真正承负起了生的抉择。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题域浅论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了许多花妖狐魅与人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塑造了许多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青年男女,并通过他们表达自己的爱情观——青年男女们应追求真爱,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禁锢,歌颂知己之爱,提出“元以贫富论”的爱情观。     

20世纪贾宝玉研究综述

玉是写康熙废太子胤的。他在《〈红楼梦〉里藏血情》(《四川大学学报》2 0 0 0年第 3期 )中说 :“康熙帝的二儿子即后来囚禁至死的废太子 ,俨然就是贾宝玉形象的放大与前身 !”3 曹雪芹是贾宝玉的底本。这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另一说法。正当索隐派对贾宝玉原型的推测方兴未艾之时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崛起。胡适在《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 1年出版 )中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考证 ,推翻了索隐派的种种影射说 ,并提出新说 :“我们看了这些材料 ,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     

论贾宝玉的情

贾宝玉并不是不少研究文章所说的忠于爱情的"情种"、"情圣"的形象,恰恰相反,贾宝玉是"情不情"。他的情是"洒向年轻貌美女子总是爱"的"普情";是"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的"滥情";是小事上"作低服小"而关键时刻"逃之夭夭"的"小"情;是仅存在心中的而无任何实际意义、实际行动、实际价值的、经不起实际考验的"虚"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缺乏奉献精神的自私自利的"'私'情";是貌似有情实质无情。     

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

对于周汝昌先生的"写实自传说",上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批评.其实"写实自传说"与<红楼梦>的实际不符.曹雪芹说自己创作的<红楼梦>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承认自己的人物故事是虚构的.脂砚斋也说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只生活于<红楼梦>中,认为这是古今小说戏剧中从来没有的人物,也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没见到过的人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贾宝玉即曹雪芹的自传说.同时,"写实自传说"在贾宝玉即曹雪芹、贾府是曹家、恭王府是大观园遗址三大问题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破绽,它无法自圆其说,因此,它不可能成为20世纪惟一能站得住脚的红学成果.     

关于文学作品中“魂与身”模式故事的文化阐释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魂与身"的故事。细加区分,可以将这些故事概括为两种类型:一是人死后灵魂脱体的故事;二是生魂离开活体的故事。文章对这两类有原型结构模式的故事的发展作出简要概括,并试图从文化学批评中的宗教批评和原型批评两种视角对其形成背景作不同的阐释。     

补天与出世——《源氏物语》中源氏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形象之比较

宝玉和源氏,或缺内心动力,或缺外部条件,都难承补天重任。补天梦断之后,他们不约而同人世求雅,但随着“永恒女性”玉殒香消,两人看破红尘,皈依佛教,由暂时的“坐忘”达到永恒的解脱。     

贾宝玉的死亡态度及死亡体验

贾宝玉生活于温柔富贵之家,他锦衣玉食,饮甘厌肥,轻裘肥马,妖童美婢,但却遇到了无法排遣的烦恼和痛苦。这种烦恼和痛苦表现为生存的烦恼和面对死亡的无奈与痛苦。他面对死亡的态度是为情而死,为爱而死,他认为这才是死得其所。他的这种态度是对儒家死亡观的否定与超越。在大观园,他经历了深刻的死亡体验,真正领会了处于末世的封建大家族笼罩的死亡气息。     

“大观园试才”深层内涵探赜

“大观园试才”是贾宝玉第一次在包括贾政在内的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才情 ,长期以来 ,这次试才常被误解为作者要借此机会展现宝玉的文学才能 ,其实“大观园试才”运用了三组对照关系刻画贾宝玉的思想性格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曹雪芹人才观的客观性和进步性。     

清代红楼戏曲:文本意义的接受与误读

清代红楼戏是当时人们对《红楼梦》小说文本的一种独特接受形式。戏曲改编者对《红楼梦》的解读,一方面立足于对宝黛爱情故事的叙述,或宣扬情的虚幻,或表现情的和谐,或强调情的永恒的接受观念;另一方面,在改编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简单表面化、庸俗色情化的接受倾向。这种解读既有对《红楼梦》文本意义合理的接受,又有明显的误读。     

政治文明与人文精神的培育

人文精神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政治文明是人文精神的制度保障。今天我们强调“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将建设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目标,其实质就是要弘扬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培育有赖于“以人为本”的政治制度的建立,这意味着我们的一切制度规范、政策措施和政治行为都要尊重人,从人出发,尽量减少异化,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归宿。     

中国近代“人”的观念变革——以康有为“以元解人”为例

伴随西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引入，近代思想家逐步走出传统的人伦道德的世界重新对“人”加以界定和把握，实现了近代“人”的观念的变革。康有为通过“以气显元”、“以物显元”和“以仁显元”三个维度的理论展开，最终在“以元解人”的思想高度上为近代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原则奠定了形而上之据，在传统儒学与近代西方价值观的相互融合中实现了近代人道观对传统人道观的超越，彰显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自身演进的内在动因和内在生成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