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效果研究——基于新疆托克逊县的调研

该文基于新疆托克逊县的调研数据,对民族地区的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效果进行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较高,参合率整体也较高;农民对农村合作医疗的了解认知水平较低,认知不足;农村合作医疗实施过程中,因人为及监管等原因导致报销情况不太乐观,报销比例较低;各级政府筹资比例不高,保障资金缺口较大。为此,建立和完善民族地区的农村合作医疗要做到：加强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农民参合的积极性;减少报销程序,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报销效率;加大力度改善基础医疗环境,不断提升医疗水平;不断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支持力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永州市零陵区的调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是政府对医疗市场的有效干预措施。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永州市零陵区新农合存在参合率偏低;新农合基金沉淀率偏高,农民群众受益程度不高;定点医疗机构布局集中,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弱;定点医疗机构与农民群众医疗信息不对称,导致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失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应加强宣传力度和丰富宣传形式,制定科学的补助计划,加强对农村乡镇卫生医疗机构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以提高农民参合的回报率,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供给能力,防止农民群众合理利益受损,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持续发展。     

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不仅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认知主体,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同时还是该制度的重要监督主体和受益主体。但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农民的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一是部分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抱有怀疑态度,投资参合意愿并不强烈;二是部分参合农民在医疗服务利用方面存在＂道德风险＂,侵蚀了广大参合农民的权益;三是参合农民普遍存在＂搭便车＂心理,影响了参合农民监督职能的发挥。因此,要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并想方设法减少或避免参合农民的＂道德风险＂。     

泉州市洛江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线调查结果分析

洛江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线调查的结果分析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开展主要应切实做好宣传工作,提高政府在农民心中的信任度,将高参合意愿转换成高参合率;农民在个人筹资上可略为提高,并在制定报销比例方面向乡镇卫生院倾斜,做到低起付线、高报销比例。     

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情况分析——基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调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质上是一种农村相互医疗保险制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具体问题,积极探索适合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策略和建议,才能真正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进一步缩小民族地区城乡差距,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化解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一项重要举措。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需要、保障农民的两权需要和改变农村医疗现状需要的角度分析了加快建立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必要性,从政治保证、客观需求和现实供给三个方面对加快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可行性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民权乡镇卫生院账单

盯上这些新农合资金的,不仅有无证行医的医院科室承包人,更有各种监督管理部门,引起参合农民的强烈不满,在当地影响恶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及农民个人筹集的用于保障农民看病住院报销的资金。然而,河南民权县医疗部门竟然违规套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资金,作为个人创收和医院谋求发展的捷径。盯上这些新农合资金的,不仅有无证行医的医院科室承包人,更有各种监督管理部门,引起参合农民的强烈不满,在当地影响恶劣。     

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实施,总体上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缓冲了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危险程度,部分地弥合了长期以来农村医保出现的断层.     

基于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能力综合评价——以陕西省宝鸡地区为例

以管理学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户医疗保障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利用模糊评价法对宝鸡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政府机构、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就医的保障能力分别为较强、较强和一般。提出了宝鸡地区要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参合农民的保障能力的主要建议:加大对医疗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配备具有专业资质的医护人员;加强对医疗用药的监管。     

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机构监管体系创新

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是决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医疗行业的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疾病治疗的不确定性,以及参合农民与医疗服务提供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利益的驱动下,定点医疗机构往往会出现诱导农民医疗需求并过度提供医疗服务的倾向,这不仅会增加参合患者的医疗负担,增大合作医疗基金的风险,而且会严重影响甚至制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对定点医疗机构实施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强化和创新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监管,而且需要强化和创新定点医疗机构的"内部监管",同时还必须依靠广大参合农民对其进行监督。     

甘肃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及问题研究—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通过对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农村养老现状的考察,认为贫困的民族地区农村老龄化程度十分严重,老年人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土地养老难以为继,家庭养老困难重重,新农保尚未启动,计划生育户没有规范的养老保障。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陷入困境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研究：问题、措施与发展趋势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制度上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和看病难问题,是农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建立一个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适应农村居民承受能力,政府主导、组织、引导,个人、集体、政府多方筹集资金、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共济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当前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有效手段,也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保护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区农村为例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小、整体水平低、管理不规范、立法滞后等若干问题。经济、文化以及现行的土地制度成为建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阻碍因素。建立和完善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建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建立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三是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四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     

农村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解析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解决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是关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准确界定政府角色,厘清政府的责任,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契机,改善农村的医疗状况,对于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稳定脱贫背景下精准医疗帮扶的困境、创新与保障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圆满完成和脱贫攻坚战的圆满收官,中国进入稳定脱贫时代,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成为下一阶段乡村工作的重点,脱贫稳定性也是当前亟须考虑的一大挑战。精准脱贫阶段中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有保障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多数脱贫地区医疗资源相对短缺、医疗水平较为落后的局面仍未得到全面改善,部分脱贫地区存在医疗设备落后、药品不全等问题,整体医疗卫生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从医疗方面来讲,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推动乡村最终全面振兴,需要持续发力,不断推动乡村地区整体医疗水平的改善提升。结合实地对口帮扶情况,分析了当前精准医疗帮扶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精准医疗帮扶的实践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省、县、乡、村”四级联动精准医疗帮扶模式以及进一步优化精准医疗帮扶路径。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甘肃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农村发展与否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甘肃省不断加大民族地区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建设力度,但是,甘肃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整体上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应该从实际出发,建立多元性、完善的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试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政策定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一项新兴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是我国政府实施新农村建设,追求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本质上讲,应属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医疗保险,由我国国情与现实所决定。它是具有过渡性质的、以基本医疗为着眼点的、非典型的社会医疗保险。     

论农村贫困救助制度的整合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需要的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的贫困救助制度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存在的,如＂五保户＂供养制度、扶贫工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些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多元化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如救助资金不集中、救助对象重复等。因此,将多元化的贫困救助制度进行合理整合是其发展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