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阶层固化”现象的问卷调查报告

当今中国的“阶层固化”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学生都期望在艰苦的付出后能实现合理的阶层流动,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认为既要帮助大学生认识“阶层固化”现象产生的根源,还要引导大学生思考“阶层固化”现象缓解的路径,更重要的是要激励大学生乐观把握命运,用正能量装饰青春.     

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及其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但也出现了以收入差距扩大为主要特征的不平等现象,社会流动出现障碍,能否据此就判定中国社会出现了阶层固化还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课题。从社会分层理论出发,深入理解社会流动和阶层固化的内涵,对中国社会流动总体态势做出基本判断,全面分析形成阶层固化的因素,以寻求促进社会流动更为合理的中国方案。     

初始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与私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一种精英再生的逻辑

政治资本、人力资本是私营企业家阶层地位获得的重要前置因素。基于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文化精英更容易成为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而经济精英群体中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更容易参政议政。在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都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为子代谋取文化精英地位的背景下,一个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相互转化、内部相对固化的精英阶层得以形成。这可能是我国权贵资本阶层形成与膨胀的重要原因。     

集团分利与社会公平——基于奥尔森集团政治视角

社会公平已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理论研究和现实探索的重要问题,而集团分利则是引发社会公平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奥尔森集团理论认为:分利集团排外性的行为逻辑和分利化倾向,引起政治决策非民主性、经济分配非公平性后果,从而导致社会不公平或不公平程度加剧.我国分利集团的存在及对社会公平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借鉴奥尔森集团政治理论,关注集团分利,加强社会公平问题中的集团因素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

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3年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深圳调查数据,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结合十大阶层理论,调整社会阶层划分方法;透过横向、纵向两个维度,户籍、代际、代内三重视角,综合考察农民工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普遍分布于蓝领、雇员阶层;多数农民工通过进城务工实现上升流动,城镇打工期间则以平层流动为主;农民工阶层体系的平等性、公平性和开放性虽有较大改观,但与城镇居民尚存一定差距。当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分化,“社会封闭”“阶层固化”“结构化与再生产”趋势初步显现,“碎片化”和“集团化”特征尚未出现。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征地拆迁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城郊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征地拆迁本质上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村各阶层间的再分配过程,它涉及到阶层间的博弈关系,必然对农村各阶层的状况、阶层流动和阶层关系产生影响,重构农村阶层结构。征地拆迁对农村各阶层的影响因各阶层的权力、土地和社会关系差异而不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的阶层实现了向上流动,而有的阶层则在经济、声望和职业地位等方面都下降了。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博弈既促成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利益联盟,也产生或加剧了其他阶层与农村体制精英的对立关系,农村阶层关系愈发紧张。     

社会资本、发展机会不均等与阶层固化

阶层固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的最大威胁,它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只有打破不合理的权力垄断与资源垄断格局,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推动民主法制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促进教育公平,我们才能削弱贫困阶层先天存在的家庭社会资本劣势与生存风险的影响,尽量为贫困阶层的发展提供平等的初始竞争条件和公平的竞争机会,促进阶层流动,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流动状况及变迁的解释逻辑探究 ——基于对阶层固化命题的批判

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优化阶层结构和改善阶层关系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他们提升阶层地位和改善阶层状况的重要形式。阶层固化命题主要包含社会流动、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三个维度的内容,该命题的合理之处在于反映了中国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是在事实归纳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却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以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为背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核心特征是制度性阻碍作用弱化和能动性促动作用增强。关注并激发个人能动性、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是保障社会流动畅通合理的关键,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优化职责体系,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扩大中间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中间阶层实质上是一个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等各方面介于上层精英阶层和下层大众阶层之间的、具有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阶层和群体的集合.扩大中间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通过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鼓励创业,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等方式壮大我国的中间阶层对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青年阶层固化问题初探

青年阶层固化是我国社会转型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正常有序的社会流动受阻。青年阶层固化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如改革后遗症导致的社会不和谐、青年阶层教育条件不平等以及依法治国没有完全落实到用人单位等。要解决青年阶层固化问题,主要应该借助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关系探析

通过分析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关系以及当代中国众多社会精英畸形成长的背景, 阐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形成的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而非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 指出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不但与当代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有关, 而且与中国传统的单一制政治制度路经约束密切相关. 为减少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消极影响,提出了几点改善对策.     

思想史视域下的清代调处息讼制度解析

清代调处息讼制度在清代纠纷机制解决研究体系中地位重要,得到了学界极高的关注,但既有的研究在考察调处制度的基础上关注经济层面过多,对精英群体的理念与叙述过多关注,忽视精英秉持的意识与民众意识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对既有研究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将清代调处息讼制度整体纳入思想史的视角之下,意在体现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文章从历史基础溯源、社会结构基础及思想文化考察三个角度为出发点,并着重考察在传统社会中生成的调处息讼意识是如何由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向普通民众间传播的。     

回流经济精英掌权的辩证思考

由于价值目标和社会流动等因素,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回归乡村,积极介入村庄政治,并且通过竞选掌控村庄公共权力,从而引发村庄权力结构的重组,实现了精英的异向流动。充分发挥回流经济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性并克服其弊病,对于保持村庄政治良性运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精英教育培养体系及其经验借鉴

精英教育是一种以培养社会精英人才为目的的高质量、高标准的分流教育,也是一种差别化的可以体现教育公平的教育。新加坡通过采取精英教育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说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其独特的精英教育培养体系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新加坡精英教育体系是一种通过分流考试选拔精英并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型精英教育培养体系。中国的国情和新加坡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国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仍然需要再实行精英教育,但是我们的精英教育存在许多问题,通过研究新加坡精英教育的培养体系,借鉴其成功之处可以给我们的精英教育带来启示,提高我国的教育实力,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的精英能动性及其局限

农村精英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表现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影响。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必须重现农村精英的能动性,同时必须警惕其局限性,具体可通过改革体制、提高精英素质等措施,发挥农村精英在转型期的巨大作用。     

精英利益均衡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以当代乡村精英研究中的体制内外精英的划分为视角,考察了陕西省W村草莓协会的成立过程与发展现状,认为在多数的中西部村庄中精英利益的均衡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发展困境也是由精英利益失衡造成的。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均衡精英利益、政府介入、提升农民合作意识、培养人才等政策建议。     

论社会阶层分化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三级分立"的结构,即工人、农民和干部三大阶层,这种阶层结构是一种刚性的非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同时,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我国政府的决策模式是一种精英决策模式,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表现为决策过程的无序性和非连续性,缺乏对不同团体利益诉求的综合和协调。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原来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伴随着社会分层的发展,代表着不同社会利益的社会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日益凸现,与此相适应,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式也必将由权力精英决策模式转变为团体决策模式。     

转型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及其治理——以利益输入为视角

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当前基于群众路线的权力精英"内输入"机制由于其间接性、滞后性、不规范性和低回应性,极易导致收入分配领域的利益输入失衡,具体体现为利益输入主体能力的差异性、利益输入机会的不均等性、利益输入组织发育的不平衡性和利益输入效果的非均衡性,这是转型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构建内部输入和外部输入相结合的利益输入模式,规范强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的利益输入行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输入能力,健全利益输入的反馈回应体系。     

文化场域、文化资本与中国近现代精英流动

通过对由文化构织而成的社会空间中文化资本与精英之间关系的探讨,可建构精英流动的一种可能的机制。并以此分析了近现代中国精英流动的状况。在文化资本作为社会分析中心的现今,精英、教育与文化资本越来越紧密,在现代的、工业的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教育系统显然已衍生出另一种资本结构,成为影响阶级区分与精英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这是因为,教育不仅提供给人知识上的增长,还包括在生活各层面的品味方式的传承。人因教育影响其生活消费的能力,不同的教育让个人展现不同的品位,创造出不同的生活。由此,我们可能进一步用此框架分析当代社会的精英流动机制及可能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