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以礼为教”思想的理论定位及其历史影响

为了解决佛老思想冲击下儒者的“入德之途”的问题,张载提出了屡被史传称许的“以礼为教”思想。该思想在深化其修养工夫论的同时,亦从理论深层使其天道性心的哲学总纲更加完善。从历史影响上看,它开了关学“躬行礼教”之宗风,对后世的儒家伦理在社会层面得以广泛推行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参照。     

"内外交养"之道--张载"知礼成性"说新探

张载的"知礼成性"说是其重礼观念与"成性"理论在强化和演进中得以结合的产物.他将习礼、知礼纳入到修养工夫论中,通过礼将道德修养具体化,使人有常业,有所据守,最终达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之境界.这样就真正使礼实现了内外合一,亦将修养工夫论具体化,在"一天人"的同时,使得"庸圣同","内外合",成为在张载工夫论中,较之于"变化气质"、"虚心"、"诚意"等方法更具特色的进德之方.     

“道由中出”与“通经践礼”--论吕大临的道学实践宗旨

作为张载与二程的门人,吕大临的思想既显示出道学理论指向的共性,也有独具一格的个性。由解释《中庸》而得出的“中者道之所由出”,集中地反映了吕大临以工夫贯通本体的理论特点,而“通经践礼”则既表现了他通过义理重释和社会教化以复兴儒学的努力,也呈现出将经学和礼学融入身心修养之“为己之学”的道学实践特点。     

礼与杜恕《体论》

杜恕《体论》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转化期间的产物。《体论》在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又为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辨”、“体用之辩”留下了发展空间。     

韦伯伦理-经济"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结构

韦伯关于“新教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大伦理—经济理论之一。“理想类型”以柏拉图的“理型”为哲学向度和形上资源,以宗教学与伦理学的合一为方法论特质。在道德哲学方面,它建构的是“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的三维实践理性结构和“最好的动力—最强的动力”浑然一体的二维实践意志结构。三维实践理性结构与二维实践意志结构形成了“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品质。由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构成的三维结构,比起伦理—经济行为的二维结构,对以新教为文化背景的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更大的理论合理性与历史合理性,但如果将它泛化为超越文化传统的“理想类型”,便潜藏着深刻的逻辑矛盾和学术危机。     

西周的"礼"与"德""孝"关系辨析

“德”“孝”是西周宗法伦理的核心 ,而“礼”与“德”“孝”有相同的起源、内涵和发展走向 ,“礼”是“德”“孝”价值观念的外化 (行为规范 )。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论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以荀子的“礼”、“法”观念为中心

［摘要］荀子强调人性本恶，因而既“隆礼”也“重法”，其“礼”、“法”观念具有较为明确的制度属性与丰富的制度伦理蕴涵。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中的“明分使群”、“明刑弼教”的伦理本质与维护等级秩序的社会功能，以及相应的制度评价体系的建构，是其制度伦理精神的基本体现；而“圣人制礼”和“礼三本”论则为荀子论证礼法制度存在与运行之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仪式的“礼”化:一种社区秩序再生产机制——关中地区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

关中农村的厚葬传统提供了反思汉人丧葬仪式研究的新视角。丧葬仪式本质上是“礼”的社会性实践,凸显了汉人丧葬仪式的伦理之维。仪式“礼”化的基础在于农民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即以无限的伦理生命超越有限的自然生命。这种超越在丧葬仪式的区隔化空间中最终实现,并通过死者与丧主、门子、村庄和娘舅等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得以表达和确认。在“礼”的表达与实践过程中,死者的伦理生命得以实现,家庭和社区秩序实现再生产。     

难以成"学"的"科技伦理学"

“以客观公正性、公众利益优先性为原则 ,追求人类的终极价值 ,造福全人类” ,这是“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成立的逻辑大前提 ,而这个“前提”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 ,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或科技共同体的头上 ;忽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 ;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 ;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 ;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 ,从而间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 ,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 ,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     

《张载的思想》略评

葛艾儒（Irae．Kasoff．）所著《张载的思想》是海外第一部英文张载专著。该书具有精熟的文献基础、明确的研究方法和突出的问题意识等优点，同时在对张载哲学理解上如形而上与形而下、本体论与生成论和气的二重性等方面可进一步探讨。     

日本天皇即位仪式“大尝祭”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分析

“大尝祭”是日本天皇即位最重要的仪式,是日本神道信仰的集中体现,它作为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的仪式来实现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它的变迁演示出民间社会与皇权集团互动、变异的过程。天皇即位时举行的“大尝祭”,来源于每年举行一次的“新尝祭”———庆祝国民平安、喜获丰收的纪念仪式,“大尝”意为“大的新尝”。“新尝”其最初由日本民间水稻丰收节———“吃新节”演变而来,究其根源乃出于中国大陆古老的稻作文化。     

张载与徐敬德人性论之比较

张载和徐敬德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但作为两个个性鲜明的气本论哲学家,二者深受气本论影响的人性论,在人性的来源、善恶以及去恶存善的修养方法等方面,既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点。比较二者的人性论思想,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他们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地了解中韩两国气哲学的不同走向。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论——机理、过程与路径选择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时代需要,也是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更是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性保障.但价值观的学与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与教,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必须融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识逻辑、教育逻辑与生活逻辑,贯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符号世界、价值世界和实践世界,构建“精学+泛学”“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三结合”的立体化培育路径.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载沣使德述论

光绪二十七年 (1 90 1年 )因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克林德事件 ,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专使往德国谢罪。这是清朝第一次派亲王出洋。出于报复心理 ,德皇在礼仪问题上刁难载沣使团。德皇要求坐受国书 ,醇亲王行三鞠躬礼 ,且参赞随员须向他叩首。清朝方面不堪受辱 ,为此与德国方面多方交涉转圜 ,最终在勉强挽回清朝面子的基础上礼仪之争得以解决。在整个使德过程中 ,载沣表现的民族气节、才能及谦逊赢得了中外舆论的高度评价     

中国传统“修身”理论与实践

传统的“修身”伦理思想与当今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古代思想家高度重视“修身” ,提出了“自省”、“慎独”、“苦养”、“外求”等修身方法 ,并躬身实践 ,这些都对今天的道德建设不乏借鉴作用。     

弘扬大禹三重身份所属文化内涵 建设西蜀羌乡大禹故里文化区

大禹是中华民族国家文明始祖、华夏民族人文始祖、是道教祖圣。大禹起码具三重文化身份:一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礼乐文化的开创者;二是神话人物;三是道教祖圣。古籍记载"禹兴西羌"。大禹所生长的"西羌"就是西蜀羌乡。西蜀羌乡至今连成一片,这片羌乡就是大禹的故乡。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