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     

抒情化·寓言化·表演化——建安咏物小赋探析

作为建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安时代的赋作同当时的整个文学一样呈现出抒情化和小品化的趋势。在咏物赋的领域里，动物赋表现出较强的抒情化和寓言化倾向，静物赋受当时同题共作风气的影响，表演化的创作使其抒情性大大减弱，同时也助长了因袭与讲究形式美的倾向。动物赋与静物赋所表现出的差别体现了审美移情说的一般规律     

从歌功颂德到体物写志的嬗变——论汉至建安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中国辞赋文学以散体大赋为正宗,而以短篇小赋为别体.汉末建安之际赋体变革,咏物赋篇数增多,多为短篇且富有文学情趣,成为赋体文学发展史中的奇葩.汉代咏物赋在创作主旨上呈现出歌功颂德的倾向,辞藻华丽,而在东汉末期咏物赋开始向抒情的楚骚传统复归,形式短小,这种端倪在建安时期得以成熟,真正走向了体物写志,呈现出题材多样化、描写通俗化、语言口语化、审美抒情化的特点,成为赋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建安咏物赋略论

建安咏物赋作为建安时期赋作的代表,不仅在数量上超越汉代咏物赋,而且在时代审美情趣的变化、文人宴饮娱乐精神的影响下呈现出繁荣的文学局面。建安咏物赋不仅在数量上比两汉咏物赋增加很多,而且在艺术创作上,赋家在继承前代赋作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赋家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更进一步融合,在赋作中比兴寄托手法的日渐成熟,使建安咏物赋成为汉代咏物赋与晋代咏物赋文学延续中的重要环节。     

汉魏六朝禽鸟赋的类型化创作特点

汉魏六朝是辞赋创作高度发达的时期,禽鸟赋作为其间咏物小赋的一支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无论是对意象的继承和创新,还是对题材、主题的发掘,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这一时期的文人集团活动为主的时代潮流紧密相关,禽鸟赋创作具有明显的类型化趋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禽鸟赋创作的题材、主题和表现的手法;而诗赋合一的创作身份和态度也造成了禽鸟赋与禽鸟诗相互间的作用和影响。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摘要： 赋得诗是随着南朝文人即席分题赋诗的出现而产生的诗歌新类别。在命题上,唐前赋得诗一般采用“赋……得……诗”、“……赋得……诗”、“赋得……诗”的形式。在题材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指向咏物、咏诗、咏史、赠别。在形式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是五言四韵,至于七言、杂言的赋得诗,四韵以外的赋得诗,都很少;绝大多数押平声韵,押仄声韵和换韵的情况比较少见;分韵赋诗和题中用韵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唐前赋得诗创作推动了南朝永明体、宫体和以陈后主为首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的形成,对南朝诗歌不断追求“新变”产生了影响,推动了齐梁以后诗歌题材的大发展,也使齐梁诗歌诗体短小、精雕细刻、讲究四声、语言绮艳的特点进一步固化。   　
　
　　
     

曹植、傅玄咏物赋的话语趋同性

魏晋咏物赋个人创作数量以曹植和傅玄为最多。二人在创作思想、创作取向、创作技法上有趋同性。这和作者性格、时代风气有关。傅玄生活在西晋,但他的咏物赋明显地承继了曹植赋体诗意化的路子,与西晋其他作家的轻绮繁缛大不同,有建安遗风。     

论谢庄《月赋》及其对刘宋辞赋的变革意义

刘宋中期文学发生了两大变革,一是从客观描摹向主观抒情的方向发展,二是在体制上更加注重骈化。谢庄《月赋》营造出清雅冲淡的意境,融入了浓厚的抒情意味,骈俪特征明显,声律和谐,音韵流转。《月赋》既标志着咏物赋向抒情赋的转变,又实现了古赋向骈赋的转变,推动了刘宋文学的变革,赋史意义重大。     

从情与物之关系看汉代咏物赋的嬗变

从状物与抒情之关系来看,汉代咏物赋可分为三种类型。情物组合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部分与抒情部分被人为地组合在一起;情物渗透式咏物赋的特征是作家的情感逐渐渗透到状物之中;情物交融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与抒情和谐交融,感情真挚,作家主体形象鲜明。汉代咏物赋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试论汉代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在汉代文学史上,与苑猎京都大赋和抒情言志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咏物赋。而且和前代文学中的咏物描写相比,西汉及东汉初期的咏物赋在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比附颂德的特点,它们强调德行使物象发生的情态改变,有一个自上而下施德的转折,所以其歌颂的对象是以帝王为主。而东汉中后期受时代变化的影响,有些咏物赋开始藉外物来抒发赋家内心之胸臆,有些则增加了对物象本身物质形态的描绘,而且在尽物之态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些审美观照,将赋家的内心体察以及物象特性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而汉代咏物赋这种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的转变,正可使我们捕捉和把握到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文体以及赋家思想的变化轨迹。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从题写到编集: 论唐诗题注的形成与特征

题注是唐诗书写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诗流传的漫长过程中,题注的本来面貌早已不为世人所知。作为唐诗自注的一个重要类型,题注的性质和形成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典籍注释,甚至不同于唐诗自注的另外一种重要类型诗中注。唐诗题注或注创作体式,或注作者官职,或注创作时间,或注创作地点,或注创作缘起,或注创作背景。这些题注在最初创作之时并非是注释,而是诗人创作时书写的署名、题记、诗记等内容在别集编辑时被以注释形式改写于诗题之下形成的。揭示唐诗题注的特征和形成过程,是今天重新认识和研究唐诗自注的起点和基础,同时也为探索唐诗别集的编辑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芝兰玉树生阶庭--从陈郡谢氏文人赋的创作看其家风与家学的关系

陈郡阳夏谢氏是六朝最负盛名的文学家族,他们不仅是南北朝时期诗坛上实力雄厚的创作群体,在赋的创作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并在思想倾向、情感基调以及艺术特点等方面表现出很多的共性。六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各有其家风与家学,并由此造就了各自独特的家族文化。谢氏文人赋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是与当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共同的家族遗传和影响分不开的。     

由杜甫对六朝文学之认同论杜诗之“变”

在对六朝文学的认识上,杜甫与同时代主流观点不同,对庾信、鲍照、阴铿等诗人作家的成就予以肯定,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六朝文学影响,同时又＂变化而不失其正＂。文章试从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接受来论证为何明清以来诗评家以＂变＂来形容杜诗,以及诗之＂变＂的意义的发展。     

塑料骑士·网络图腾·跃进年代——论新媒质时代的诗歌写作

随着科技和网络多媒体的迅猛发展,与之相应新媒质时代的诗歌写作也迅速地发展演变.网络诗歌是大众文化和新媒质发展的产物,是广场性、狂欢化的诗歌写作形态,利弊并存.为了梳理、厘清文学和诗歌,需要我们正确分析和探讨这种新出现的并且也具有相当复杂性的诗歌形态范型和现象.     

唐代小说与叙事诗

唐代叙事诗的繁荣与小说密切相关。从当时流行的小说和叙事诗并行、叙事诗和诗序互见的现象,诗人一身兼诗人、小说家两任和喜听故事的社会风尚3个角度来讨论这种密切性。认为唐代小说的兴盛促进了叙事诗的故事性和叙述手法的发展。     

试析佛教“色”范畴对六朝诗学的影响

佛教“色”范畴体现着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和“以色观空”的方法论;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启示六朝诗歌创作不弃物色,“声色大开”,山水诗和宫体诗的兴盛;以色观空的方法论则促进了诗歌理论由“物感说”发展为“直观说”,开拓出诗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魏晋南北朝诗赋的骈偶化进程及其理论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法海》说:"自李斯《谏逐客令》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骈偶化倾向虽萌芽于周秦两汉,但从汉末魏晋始才成为诗、赋创作一种自觉的形式上的诉求,至南朝宋,诗、赋骈偶句比例发展至最高峰,齐梁以后则比例下降,表现出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形式均衡美、对称美、和谐美的理性思考。本文拟考察此一过程中文人创作心态上呈现出的对骈偶化的"部分趋同———过度趋同———理性认同"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其对诗、赋文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