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20世纪20年代话剧探索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田汉开始了他的上海时光,田汉和上海这座城市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现代都市文化对田汉实验话剧的接受、租界体制下南国社话剧运动的开展、移民城市中流浪漂泊的波西米亚风格、左翼浪潮下话剧探索的现实转向这四个方面,都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早期话剧探索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田汉在上海时期的话剧创作与活动,也为中国早期话剧中浪漫感伤与客观写实风格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     

田汉早期剧作的古典戏曲因素

田汉早期剧作深染西方近代新浪漫主义感伤唯美格调,但中国古典戏曲及其理论对田汉的影响更为内在。田汉与传统戏曲及艺人有深厚渊源,其早期剧作深得剧作中国传统戏曲之古典美,用意象营造意境、以淡化情节连缀剧作审美主体的心灵写意性,形成田汉早期剧作浓重的"诗情化"创作特征。     

田汉早期戏剧的现代主义倾向

早期田汉对“新浪漫主义”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眷顾,但通常人们都把田汉早期的戏剧划分到浪漫主义的范畴之内。他早期剧作中“灵与肉冲突”所造成的主人公内心激烈的冲突与矛盾,以及象征化的艺术手法、相对主义的思想观念等等都显露出了一种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用现代主义的眼光审视田汉早期的剧作既能深入到它的内质,又能为研究中国话剧早期发展提供参考。     

试论田汉的戏剧艺术观

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之一的田汉先生虽然在早期的话剧创作中有较鲜明的感伤情调,然而随着时代政治、社会现实的变化,渐次转向了左翼戏剧,并表现出“为人生”的倾向,主张民众的、时代的、政治的戏剧理论并努力加以实践。     

召回“戏剧之魂”——评董健的《田汉传》

对于田汉，夏衍曾经评价说：“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曹禺说：“田汉是伟大的戏剧诗人，他的平生劳绩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郭沫若则反复强调：“我要再说一遍，他是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而茅盾对田汉一生作了这样的定...     

田汉早期剧作与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

田汉早期剧作为"五四"以来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归纳起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初步形成了中国优秀现实主义话剧基于"人的戏剧"审美本体的现实批判精神;第二,致力于话剧民族化实践,赋予舶来的现实主义话剧以民族审美诗情;第三,应和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话剧现实主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伐,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话剧探索迈出了最初的一步,确立了百年中国优秀现实主义话剧所具有的开放性、探索性和兼容性等重要品格。     

话剧意境论

话剧意境是话剧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探索了话剧意境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营造经历、特征和审美特质 ,评价了郭沫若、田汉、曹禺等在话剧意境实践和理论上的贡献     

田汉与外国戏剧

田汉戏剧思想和创作实践的复杂矛盾乃至其内在丰富的美学特质有着多元的外来影响。透过其创作主张、创作实践与演剧活动,我们发现田汉戏剧受到来自日本、欧美以及苏俄戏剧的多重影响。如果说一部中国话剧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接受外国戏剧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影响的历史的话,那田汉对外国戏剧成功的学习与借鉴,无疑可为中国现代戏剧学习借鉴外国戏剧提供有益的启示。     

镜花水月般的爱恋——在自然意象中解读何其芳的爱情诗

以《预言》集为代表的何其芳的早期诗歌创作中，“爱情”是其最重要的主题，诗人始终把“爱情”放置在一种犹如“镜花水月”般的审美空间中去观照。“月”“露”“花”和“秋”是四个在其早期爱情诗中最常出现的自然意象，诗人运用这些自然意象，使它们成为情感的外化象征。通过对“月”“露”“花”和“秋”四组自然意象的分析，从而来解读何其芳早期诗歌中那种超脱了热意与忧伤，那是如“镜花水月”般空透、宁静的爱情。     

试论《关汉卿》的艺术表现

田汉在五十年代创作的十二场活剧《关汉卿》是一出感人肺腑、震动人心的历史悲剧。其浓重的悲剧光泽不因其喜剧式的结尾而失色,其强烈的悲剧气氛也不因蝶有双飞而减弱。尽管史书上有关关汉卿的传闻记载极少,但田汉把握住历史时代的脉搏,把握住人物独特的感情境界,舒展开自己的艺术构思,从而在《关汉卿》一剧中真实地塑造出关汉卿这一嫉恶如仇、磊落大方、宁折不弯、忠实于人民和艺术的杂剧大家的生动形象。《关汉卿》一剧沉淀着田汉对社会与人生数十年的探求、思索,凝聚着他毕生艺术追求的全部痛苦与欢乐,标志着田汉话剧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关汉卿》无疑     

论曹禺与南开早期话剧运动——以《一念差》、《一元钱》、《新村正》为例

南开早期话剧很少被人注意和研究，但其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话剧艺术史上有其自身的价值。文章通过对南开早期剧作和曹禺名剧的比较，可以在《一元钱》、《一念差》、《新村正》中窥见经典剧作的朦脆身影，从曹禺名剧中能依稀寻找到开拓者的足迹。从南开旱期话剧到曹禺，中国话剧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便是这种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中国现代话剧中的“阿尼玛”情结

本文从心理学中女性特质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话剧史。具体以田汉、曹禺、夏衍三位话剧大师为典型代表，从作家本体的女性特质、中国古代戏剧中女性中心说的承袭以及现代话剧中有关女性主题的深入挖掘等三个层面进行论述。     

格式塔意象重构:话剧翻译美学之维

话剧翻译领域长期存在所译剧本不适合演出、受众无法接受译剧审美趣等问题.格式塔心理学与翻译美学相互融合,为话剧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解决话剧译本的上述问题具有启发意义.话剧翻译包括"直感性"、"诉求性"和"表演性"三个基本特征.格式塔心理学的"格式塔质"和"格式塔意象"等核心概念以及"格式塔法则".为译者成功地翻译话剧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格式塔心理学与翻译美学之结合与互补可以揭示译者如何解构原剧的格式塔意象、用译入语重构并力求受众能够接受译剧的格式塔意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话剧翻译美学方法的核心在于译者遵照各方面要求和原则,全面解构原剧,完整构造格式塔意象,准确重构格式塔意象,以使原剧中"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等格式塔意象及其包含的艺术和审美特质,在译剧中予以再现并被译剧受众所充分接受和欣赏.     

论田汉早期剧作的人物塑造

当我们讨论田汉早期剧作的人物塑造时,必须说明,我们讨论的仅仅是田汉早期剧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田汉早期剧作中最主要的表观对象,同时,田汉在早期剧作中还时常把非知识分子的人物加以知识分子化。田汉是主观色彩极浓的剧作家,因此,我们对这组知识者形象的考察将以田汉独特的个性气质和他二十年代特定的精神风貌为起点,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展开:人物对田汉个性气质的展示——抒情化,人物对一代知识者命运和追求的再现——类型化,人物思想行为的彼此参照——雷同化。     

田汉:把工人生活搬上舞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田汉是最早把工业题材引入话剧创作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作家。从２０年代初的《薜亚萝之鬼》到３０年代的《扬子江的暴风雨》，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现代工人的血泪人生和在战斗中的成长历程。其中的《梅雨》，不仅继续高扬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还糅合了“社会主义写实主义”风格，堪称３０年代左翼话剧的代表作之一。     

镜花水月般的爱恋——在自然意象中解读何其芳的爱情诗

以《预言》集为代表的何其芳的早期诗歌创作中,"爱情"是其最重要的主题,诗人始终把"爱情"放置在一种犹如"镜花水月"般的审美空间中去观照。"月""露""花"和"秋"是四个在其早期爱情诗中最常出现的自然意象,诗人运用这些自然意象,使它们成为情感的外化象征。通过对"月""露""花"和"秋"四组自然意象的分析,从而来解读何其芳早期诗歌中那种超脱了热意与忧伤,那是如"镜花水月"般空透、宁静的爱情。     

郭沫若田汉早期话剧思想价值比较

郭沫若和田汉同志,同属中国现代革命话剧的奠基者和佼佼者.他们各自创造的早期社会解放剧,虽然批判对象有所区别,歌颂对象有些差异,社会作用有异有同,但都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代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追求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革命精神.从他们的剧作主题中,人们可以看到易卜生戏剧的深刻影响.     

寻找自己的位置——早期话剧在近代文化演变中的艰难发展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各方面冲突变化纷纭复杂.在世纪之交,作为“舶来品”的话剧在上海这一文化中心出现.显然,它的存在、衰亡必然与其所归属的文化思想密切相关.本文即试图从艺术与文化生活的关系入手,找寻外来艺术存活的契机以及早期话剧与所归属文化的对应关系,简略归纳出早期话剧的形态演变对当代话剧发展的现实意义.由于早期话剧本身没有统一的戏剧思想,缺乏明确的西方话剧观念,从而很大程度上呈自发状态,并且其进化性发展特征也不明显,所以笔者尝试分析几个有影响的社团,辨别其演剧特征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     

田汉译介思想初探：以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为中心

田汉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学界研究尚不多，其价值亟待发掘。该文以田汉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译介为文本分析的重点，梳理其《骑马下海的人们》中展现的以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主张翻译而不是翻案”的翻译思想，评介其《爱尔兰近代剧概论》中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绍介，探讨其译介活动的时代背景与个体选择。在此基础上，探讨上述译介活动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寻求“审美”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却寻求“实用”的艺术功能，在“审美”与“实用”之间形成了推动现代中国早期戏剧发展的不可多得的“张力”。     

论田汉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实践

田汉话剧的“中国化”特征:对民族生活的描摹,对民族精神的高扬,对民族意识的强化;紧跟时代前进的现代意识:对人的尊重,对民主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