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早期戏剧的现代主义倾向

早期田汉对“新浪漫主义”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眷顾,但通常人们都把田汉早期的戏剧划分到浪漫主义的范畴之内。他早期剧作中“灵与肉冲突”所造成的主人公内心激烈的冲突与矛盾,以及象征化的艺术手法、相对主义的思想观念等等都显露出了一种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用现代主义的眼光审视田汉早期的剧作既能深入到它的内质,又能为研究中国话剧早期发展提供参考。     

《关汉卿》与田汉体剧作的主体风格

"田汉体风格"大体上是指"波希米亚式流浪、漂泊的罗曼司"。无论是剧本的构思特色、主体风格还是具体的创作手段,田汉后期剧作的巅峰之作《关汉卿》都典型地体现了田汉体戏剧的艺术风格。     

浅析《南归》中的漂泊意识

漂泊是田汉早期剧作主题之一.田汉把生存体验、理性认知、存在关怀和超验领域的漂泊意识在<南归>中进行了巧妙表现.它不但表现了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且揭示现代社会的一个永恒的生存主题:漂泊.     

郭沫若田汉早期话剧思想价值比较

郭沫若和田汉同志,同属中国现代革命话剧的奠基者和佼佼者.他们各自创造的早期社会解放剧,虽然批判对象有所区别,歌颂对象有些差异,社会作用有异有同,但都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代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追求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革命精神.从他们的剧作主题中,人们可以看到易卜生戏剧的深刻影响.     

20世纪中国剧坛灿烂的双子星座 --郭沫若与田汉浪漫抒情剧比较

郭沫若与田汉是20世纪中国剧坛浪漫抒情剧的双子星座.他们的剧作在表现女性抗争,谱写文化名人赞歌,塑造宫庭女性形象方面存在着可比性.     

艺术和爱情的自喻化抒写——田汉1920年代的话剧创作

田汉喜欢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题材进行创作,这使他1920年代的剧作表现出很强的直喻性,从他的处女作《梵蛾磷与蔷薇》到后来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古潭的声音》、《湖上的悲剧》、《南归》等剧作中,我们能看出田汉和他的苦难的主人公之间的密切贴合。田汉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艺术和爱情进行了自喻化的书写,传达出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普遍具有的孤独和苦闷情绪。     

论中国现代歌剧文学创作的文体自信——兼论田汉、黎锦晖的歌剧文学贡献

歌剧是舶来品,但在歌剧文化的中国化过程中,在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的成就中,依然可以总结出汉语文化自信问题。中国歌剧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传统有着紧密的关系,这是中国歌剧相对于外国歌剧所具有的文化优势。 黎锦晖、田汉对中国歌剧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黎锦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卓越贡献首先体现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与推广方面,将中国歌剧中的音乐发展至少向前推进了二十年。田汉开辟了中国歌剧“话剧加唱”的传统,这体现了中国民族歌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的共同优势,也同时体现了中国歌剧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论田汉早期剧作的人物塑造

当我们讨论田汉早期剧作的人物塑造时,必须说明,我们讨论的仅仅是田汉早期剧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田汉早期剧作中最主要的表观对象,同时,田汉在早期剧作中还时常把非知识分子的人物加以知识分子化。田汉是主观色彩极浓的剧作家,因此,我们对这组知识者形象的考察将以田汉独特的个性气质和他二十年代特定的精神风貌为起点,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展开:人物对田汉个性气质的展示——抒情化,人物对一代知识者命运和追求的再现——类型化,人物思想行为的彼此参照——雷同化。     

田汉二十年代感伤悲剧创作寻因

田汉的早期剧作较为普遍地笼罩有一种浓重的感伤情绪和悲情色彩。这一独特的艺术特色并不是游离于时代大潮之外的孤立存在,它既与时代的感伤情绪密切相关,也与剧作者本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审美选择有着内在的必然性的联系。它是清醒者的哀怨,奋斗者的感伤,思考者的忧患,愤激者的悲怆。     

田汉创作《关汉卿》的潜在动因之我见

田汉创作<关汉卿>的潜在意识乃是塑造文人的伟岸形象,为知识分子立言,寄托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人格情操、价值理念的肯定;也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信任、至诚相待的真情缺失性体验.因为田汉有关汉卿的"敢写"精神,才会写出这样深受人民欢迎的作品.     

论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20世纪20年代话剧探索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田汉开始了他的上海时光,田汉和上海这座城市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现代都市文化对田汉实验话剧的接受、租界体制下南国社话剧运动的开展、移民城市中流浪漂泊的波西米亚风格、左翼浪潮下话剧探索的现实转向这四个方面,都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早期话剧探索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田汉在上海时期的话剧创作与活动,也为中国早期话剧中浪漫感伤与客观写实风格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     

论田汉早期新浪漫主义观的美学内涵

早期新浪漫主义美学思想深刻影响田汉的戏剧创作,其戏剧创作的理论资源主要是对西方现代哲学与东方古代文化的创造性吸收,融合个人诗人化的艺术气质,并与“五四”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相结合,共同促成了具有田汉自身特征的新浪漫主义文艺观。在与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比较中,田汉以一种进化论的文艺发展观,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种欣慕新世界的最新的文艺观,不仅为生命力旺盛的苦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自救的道路,而且它致力于探求潜在于现实世界背后的真生命与根本义,以获得关于人本身与宇宙现象的真理。毋庸置疑,田汉早期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已由文学上升到对现实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表现出了典型的现代人的心理特征和一种朦胧的现代主义美学意识,在中国现代生命诗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贡献。     

中国早期话剧（1900～1930）的现代性反思

在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戏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新剧”、“爱美剧”和“普罗剧”等话剧样态和田汉的南国社及南国戏剧运动,它们犹如一面面艺术棱镜,折射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前后等革命历史环节的夺目色彩。作为中国20世纪早期革命运动的艺术反映,话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充当了革命和启蒙的文化工具,并逐步完成了它自身的现代性转型——将传统戏剧和西方戏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戏剧艺术理论和表演风格,为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的方向和格局奠定了基础。这既是书写中国现代文艺史的一个基本维度,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层面。     

严羽“师古”审美情怀新探

严羽诗话批评崇奉汉魏盛唐的古典诗歌理论传统,追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的文化意蕴。＂以盛唐为法＂凸显了严羽真切的诗话文艺鉴赏思维方式和＂师古＂的审美理想情怀。严羽一直期待从＂学汉魏晋与盛唐诗＂的传统诗艺理论中汲取教益。因此,对严羽＂师古＂审美情怀的作进一步的研究,对当下诗话文化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永嘉昆剧与海盐腔

戏曲史家通常认为浙江温州（永嘉）是宋元南戏的故乡,在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史上,温州有其特殊地位。南戏在温州一带产生后,很快就传播到浙江各地及邻近的江苏、福建许多地区,并且出现了以这些地方为名的各种声腔,其中最早的是海盐腔。海盐腔滥觞于宋末而盛行于明代嘉隆以前,一度成为一切南唱的代表。昆山腔崛起以后,海盐腔仍在各地上演。现在“永嘉昆腔”中称为“九搭头”的各类早期南曲曲牌．可能就是海盐腔的遗音。与“永嘉昆剧”相类似的,尚有浙西金华一带的义乌“草昆”、浙东台州一带的“黄岩昆”及浙东、浙西“三合班”里的一些早期南曲曲牌腔。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老舍的《茶馆》与布莱希特戏剧观

老舍在《茶馆》里进行的“新尝试”,与布莱希特的戏剧观有着很多近似的地方,当然也有明显的不同。《茶馆》具有布莱希特“史诗剧”的叙事特点,但又融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方法;具有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但更多的是继承中国传统戏曲的“舞台假定性”;将布莱希特的理性思考运用于剧中,并追求典型化与类型化的融合,从而创造了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中国话剧精品。     

高行健与中国传统戏曲

高行健的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和表导演艺术观念均深受中国传统戏曲影响。高行健对传统戏曲在当代的存与变的独特思考和话剧学习戏曲的大胆试验,彰显出对传统戏曲的宏大复归理想和革新精神,并体现在其全能的戏剧追求中。中国传统戏曲给予高行健戏剧以丰富滋养,自身也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鲜活的艺术魅力。     

观剧者的国族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就《大长今》和“韩流”对大学生观众的调查

2005年韩剧《大长今》在中国热播,电视剧业内人士、媒体、学者纷纷从各自的身份和立场出发,对＂韩流＂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长今＂这一女性形象进行性别化的阐释,浮现出民族主义和社会性别两种话语。通过问卷和访谈,对大学生观众进行的调查显示,观剧是基于文化身份的选择性观看。中国青年学生热捧＂韩剧＂的背后是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对当代中国学习西方现代性的不满;男女观众在＂长今＂形象的阐释上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看到的是现代缺失的＂完美的传统女性＂,而女性看到的是具有坚韧品格和追求事业的＂现代女性＂。     

论田汉战时戏剧思想及成就

中华民族在危难的时刻选择了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戏剧作为激励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抗战八年,中国的戏剧力量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得以最壮烈的释放。“戏剧与抗战”早已以一种共生的姿态贯穿田汉每一次可圈可点的戏剧活动与艺术实践当中。他不只是在民族危难时发出最后吼声的戏剧诗人,更是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剧坛先锋,当之无愧的梨园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