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宝鸡地区在周秦史上的重要地位

宝鸡地区古为雍、梁二州的一部分，是炎帝神农氏的故乡。商代中晚期，周、秦族先后进入宝鸡地区。周原长期为周诸候国的国都，由此而展开翦商大业，至西周，宝鸡地区兴旺、繁荣。西周末及春秋初，宝鸡地区大部分周人东徙和南走，西戎、犬戎等占据宝鸡地区，繁荣的景象为荒凉所代替，经济、文化骤落千丈。秦襄公几次打进宝鸡地区，文公时秦人控制这一地区，宝鸡县、凤翔且相继成为秦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长达３４６年，并以此为根据地打向了全国。周、秦时代的宝鸡民众对历史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永远彪柄史册的。     

炎帝神农氏几个问题之探讨

炎帝神农时代大约距今8000年至6000年左右.炎帝神农氏的诞生地,史籍有"生于烈山"说和"长于姜水"说.炎帝的陵寝史籍记载只酃县一说.葬在"长沙茶乡之尾"炎帝陵的是第一代炎帝.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的关系是同源共祖、前后相继的关系.     

神农氏与太行山地区关系之考察

关于炎帝神农氏,论者多以为起源于陕西宝鸡.检索先秦文献却发现,有关神农氏活动的记载皆集中于太行山及其周边地区,而“宝鸡说”却找不到任何根据.“宝鸡说”所据以立论的“姜水”,据《山海经》言则在太行山中.汉唐以降文献披露了相同的信息.而在太行山地区至今仍存有大量与神农氏相关的祭拜建筑、传说遗迹以及习俗活动.同时据考古所得,最早的粟作农业遗址,也集中在太行山地区.文章以古典文献为依据,结合方志碑刻、地方传说、民俗信仰、生态环境、考古发现,对神农氏与太行山地区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认为太行山地区是中国粟作农业的发祥地,也是神农氏活动的主要区域.     

炎黄传说的考古学证明

本文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 ,对古文献记载中的神农、炎帝、少昊、蚩尤、黄帝等传说分别进行对比考证 ,认为 :一、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及其地域 ;二、炎帝与神农系同一氏族 ,即炎帝出自神农氏 ;三、少昊是与炎帝神农氏族不同的另一氏族 ,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少昊氏时代及其地域 ;四、蚩尤是炎帝神农氏族的一个分支氏族 ,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 ,正是蚩尤的故地 ;五、考古发现的早期龙山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及其中心区域。     

炎帝和炎帝文化辨析

炎帝和黄帝一样是中华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时代的英雄人物的象征和化身,把炎帝说成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具体历史人物,炎帝文明代表了某一地区的文明都是不确切的。炎帝神农氏的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敢于开拓、重视创新、重农尊农的精神文化。弘扬作为民族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文化,有利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伏羲神农炎帝考

伏羲是个哲学概念，伏羲、宓羲、包羲、太昊、东皇太一等等都是指《易》学中的“太极”，后人称这种哲学的创立者为伏羲氏。伏羲氏其实就是烈山氏，亦即神农氏，是第一代神农。《易经·系辞》所讲的“伏羲氏没，神农氏作”中的“神农氏”是指第二代神农，亦即烈山氏之子柱，被祀为稷，是我国的第一位后稷。少典是末代神农妃，生黄帝轩辕和炎帝蚩尤。伏羲出生在陕西宝鸡，葬于湖北江陵，第二代神农出生在湖北随县，葬于湖南酃县     

域外神农——略论炎帝神农氏在古代越南的影响

越南古史对炎帝神农氏的追溯早已深入人心.越南民族源自炎帝神农氏的神话故事被认为是古代越南的信史,其直接左右着越南人的华夷观念乃至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作为农耕始祖和医药始祖,炎帝神农氏在越南发挥着如同在中国一样的作用.这既是中越两国分享民族起源神话、同为炎帝神农氏后裔的具体表现,也是中越两国友好的文化基础.     

炎帝就是蚩尤——兼论太■神农与炎帝蚩尤之史迹

炎帝与神农实为两人，炎帝排在神农与黄帝之间，而炎帝就是与黄帝作战的蚩尤，二者同为太嗥神农之后。而将炎帝与神农混在一起则始于班固     

有关炎、黄二帝的若干史实考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略,所以有关他们的传说或后世的记载,有很多失真的地方.经过考证,认为黄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凤翔县境,炎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岐山县境,或在今陕西宝鸡市境.至于黄帝的葬地,汉代的记载本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上郡阳周县的桥山,即今陕西子长县西北的大梁山.但随着后代阳周县名的迁徙,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也不断被搬家.直到唐朝才把甘肃正宁县东、与陕西黄陵县交界处的子午山当作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并把黄帝陵建在这里.炎帝墓在历史上曾一度失传,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只说是"葬长沙",并不具体.对此在宋代曾经作过一次认真的调查,终于查清炎帝陵的所在.神农氏和炎帝并非同一个氏族,现在人们往往把炎帝与神农氏合在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当然这个误解也决非自今日始,至迟在东汉时就有人把神农氏与炎帝合而为一了.     

宝鸡炎帝陵产业化及其意义建构

宝鸡炎帝陵是当代新建文化景观,也是继宝鸡峪泉村神农祠之后祭祀炎帝的主要文化空间.投资方通过对宝鸡炎帝文化资源的挪用与重构,对炎帝陵进行产业化开发:一方面依靠景区内建筑景观收取门票、吸引企业投资;另一方面为企业或团体提供祭典服务,并开展"研学祭祖"系列活动来维持景区运营.目前宝鸡炎帝陵已成为当代炎帝精神的重要传承场域,其开发也获得了初步成效,但景区修建的模式化、炎帝文化内涵展示的单一化、产业结构的初级化等问题是制约炎帝陵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黄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研究黄帝文化,传承黄帝文化,弘扬黄帝精神,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研究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对黄帝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内涵等进行研究,认为黄帝文化指的是黄帝族创造的并经后世传承、阐释和重构的文化,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双向互动。中华民族经常处于多核凝聚的状态,以黄帝文化为基础、包容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而黄帝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滥觞于黄帝时代,发端于黄帝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黄帝精神,符合时代需要,是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根,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复兴中华优秀文化;欲复兴中华优秀文化,必先传承黄帝文化、弘扬黄帝精神。     

涿鹿之战的考古学研究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涿鹿，就是位于桑干河流域的河北涿鹿，即“涿鹿之战”发生之地。根据徐旭生的考证，蚩尤“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结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析，认为包括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在内的仰韶文化，它们可能都是同一个氏族——炎帝神农氏的遗迹，而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当为蚩尤遗迹。根据苏秉琦的认识，红山文化有可能是黄帝轩辕氏的遗迹。考古资料显示，桑干河流域的若干古文化遗址，存在有红山文化层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的现象。这表明了在桑干河流域一带，出现过红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的事实，推测即与黄帝战胜炎帝的传说历史相关。     

炎帝考辨

近年兴起炎黄文化热。对于中华始祖之一的炎帝 ,究竟是人、是神还是别的什么象征 ?通过考据学、考古学及近年有关学科最新成果的综合研究 ,人们认识到 :关于炎帝的种种神话传说 ,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炎帝文化实质是长江文明。长期存在于学术领域内的“黄河文明 (黄帝 )一统论”或“中原中心说” ,应该纠正为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长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两河流域的古代先民共同创造了炎黄文化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雍正朝河政述论

通过对雍正朝黄河水患、河官队伍整饬、河工经费支出和工程建设的研究,以及对职官设置、修防条例、考成保固等河工制度建设的探讨,对雍正朝河政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又指出其历史局限。     

秦陇地方的姜炎文化纪念遗存

姜炎传说体现了人们对远古时代一个特殊时期文明进步的纪念。历代纪念姜炎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湖南等地,而以陕西宝鸡地方为中心的秦陇文化圈最为集中。讨论姜炎文化纪念遗迹,忽略渭北“姜泉”、“姜水”、“姜氏城”等地名透露的信息,是不妥当的。然而,关注这些遗存与“相距并不太远”的宝鸡“姜城堡和清姜河”的关系,显然也是十分必要的。甘肃天水地方和陕西宝鸡地方的原始文化面貌有接近之处,当时应相互有所联系,甚至有共同的文化渊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论说姜氏源流者,大都关注天水作为这一氏族发展重心的人文地理意义。姜氏在天水集聚并发达的历史事实,确实值得古史研究者注意。位于天水的“火炎山”,亦不能排除其得名与“炎帝”崇拜有某种关系的可能。     

炎帝传说探论

炎帝是传说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这一名号是一个通称,指代的是北方黄河流域某个重要部落中的历代首领。炎帝传说自战国流传以来,历经两千余年,像滚雪球一样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以及多样的地域文化杂糅于一体,在"时"与"空"的层面上完成了层累积聚。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科学性。炎黄二族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华夏文明的繁荣,"炎黄子孙"的称谓蕴含着不同区域文明在与中原华夏文明渗透交融后最终认同华夏文明的历史素地。     

“黄帝”考源

文章认为,“黄帝”即“皇帝”,也就是上帝,原为上古三代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东夷诸部族共同尊奉的至上神兼宗祖神。是虞、夏、商、周时期能追溯到的最远的祖先,也是神话中地位最高的人物。“黄帝”乃是一尊号,其名在卜辞中曰“爱”(王国维释“爱”,不正确)、曰“靠”,后来典籍中或音变为“喾(倍)”;或形讹为“夋”,音变为《山海经》中的“帝俊”,其他文献则又音变为“帝舜”。故《山海经》中所言的“黄帝”就是帝俊;其他文献中的“黄帝”则为帝喾或帝舜。黄帝名轩辕或为轩辕氏之说,乃战国时代天文学家之首倡,后被史家接受并写入史书,黄帝与轩辕本无直接关系。黄帝的姓、氏均出于黄帝系中不同部族的传说,故种种各异,固不可以为历史真实。黄帝传说本起源东方．而后随民族之迁徙而散播于四方。     

清末尊黄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是在外力作用下启动的，内驱力严重不足，因而急需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来领导现代化。清政府缺乏领导现代化的能力，得不到国人的信赖，非但无法充当现代化的火车头，反而成了现代化的绊脚石。革命派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利用尊黄排满动员民众参与现代化，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清末尊黄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殊产物，是革命派争夺现代化领导权的必然选择。清末尊黄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诸多矛盾，同时发挥着助益现代化与阻滞现代化的作用。     

牛河梁遗址的易学架构与黄帝《归藏》易传说

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古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传说,一般认为伏羲时代施行《连山》易,黄帝时代施行《归藏》易。《归藏》易的特点是重视坤卦,坤为地、属阴,故《归藏》易是一种贵坤崇阴、重视大地和母性的易学。史前考古文化中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器物与黄帝行《归藏》易崇阴贵坤的传说相吻合,牛河梁遗址晚期遗存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当地原生的以龙纹为特征的红山诸文化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文明火花。牛河梁遗址庙、坛、冢从宏观设计、局部布局、器物造型等各方面都反映出成熟的崇阴贵坤的《归藏》易特征,表现出与黄帝易学传说具有强烈的对应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