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

20世纪初年,由于时局的崩坏,革命派尊黄排满的需要,以及传统夷夏观的影响,"黄帝子孙"称谓勃兴.改良派所谓的"黄帝子孙"一般泛指包括满汉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革命派所谓的"黄帝子孙"则专指汉族人.经过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加之革命派工作重心的转移,"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现象于1907年后消退,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终于结束.清末"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特殊现象,是革命派尊黄排满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黄帝子孙"称谓的一次短暂错位.虽然它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但却冲淡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批判,不利于真正实现三民主义.     

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路反思--清末新政与济南自开商埠纵横谈

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路崎岖坎坷,济南清末新政和自开商埠前后的早期现代化之路呈现巨大反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结合近代中外大背景,探讨济南及中国清末新政前后早期现代化巨大反差的原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人深省。     

晚清民国时期“尊黄”思潮研究述论

论文就当代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尊黄＂思潮的研究成果作一总结,分别论述了晚清时期＂黄帝＂与清末民族主义的关系、黄帝纪年的政治文化意义,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尊黄＂所表达的＂大民族主义＂诉求。并就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非君”与“排满”——辛亥革命的现代性诉求及其中国式表达

明末黄宗羲、王夫之的学说,在辛亥革命时期分别被立宪派和革命派赋予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与洋务运动以来提倡的"中体西用"说不同,黄、王二氏的学说是长期被视为传统政治边缘的异端和叛逆思想,他们重新进入了清末知识界的话语系统,成为宣传君主立宪和民族革命的利器,这种"现代革命"的中国式表达,是中国谋求民族性自身的现代性转换的必然选择。     

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之创立

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和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派共同创办的华侨子弟教育机构。以前的研究由于资料不足和革命派与维新派的记载互有出入，所以关于大同学校的创办日期众说纷纭，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分别从“创立”、“开校”两个不同层面来判断。日本大同学校的创立不仅反映了革命派与维新派的不同教育价值观，也折射出清末政治的潮起潮落。     

端方与清末教育现代化

端方是清末新政时期的重要官员 ,赴欧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 ,具有革新思想。他对清末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在任地方督抚期间 ,他大力兴办新式学校 ,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

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曹立前，郭大松从１８９４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创立开始，到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走过了１７年的漫长历程。在这１７年的革命发展行程中，以１９００年为分界线...     

十二、康有为尊孔保皇 章太炎反孔骂袁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是,“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袁世凯一上台,就大搞颠覆共和、复辟帝制的反革命活动。这时候,保皇派头子康有为迫不急待的跳了出来,当了袁世凯的“圣人”。康有为公开扯起了尊孔反法的破旗,叫嚷要实行孔老二的“礼治”,拚命攻击法家路线。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宣传革命,举起了打倒孔学的大旗,同尊孔复辟势力展开了激战。早期的章太炎就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旗手。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国内两个反清共和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演变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各自组建了反清与共和的统一战线，其中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取得辛亥革命成果的必要条件和途径，两派合作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国。因此，所谓辛亥革命，从广义上说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共同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运动，从狭义上说是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革命派创建共和国的功绩是通过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取得的，革命派丧失政权并遭到惨败就是其统一战线工作严重失误造成的，统一战线的成败决定了革命党政治斗争的成败。考察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作用，有利于研究民国初年的政治体制的特点，有利于研究中国的国情。立宪派与旧官僚、军官、士绅等旧派的广泛合作，打着“共和”旗号实行军事独裁和开明专制相结合的政治统治，决定了民国初年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立宪派一贯主张的君主立宪政体的翻版和变种。     

白话道人:白话报·白话文·白话小说

白话道人主持的《中国白话报》不仅在清末白话文运动和白话报刊发展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而且在20世纪初的白话文写作、小说与戏曲革新乃至诗歌发展史上,均有不可轻视的历史意义。白话道人的白话报活动、白话文写作及白话小说创作既印证了清末白话文运动与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又显示了清末革命派作家的白话文学创作实绩。     

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黄帝子孙"称谓的歧争

改良派认为“黄帝子孙”是包括满族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代名词 ,革命派认为“黄帝子孙”是汉族人的同义语 ,这是双方民族观念和政治主张的差异造成的 ,其实质是要不要进行排满反清革命。改良派对“黄帝子孙”称谓的认识比革命派更符合历史实际 ,但革命派倡导的反清革命却比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更顺应时代需要 ,故而革命派在歧争中占据了上风。这场歧争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 ,同时也使“黄帝子孙”称谓发生短暂错位。辛亥革命后 ,革命派放弃了对“黄帝子孙”称谓的错误认识 ,使其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代称。     

试析清末化除满汉畛域原因

清军入关以后,满汉畛域一直存在,但并没危及到清朝的统治。到了晚清,清政府面临着内部革命者不断起义,汉族官员对满族官员的特权不满,旗人腐化和人才缺乏,八旗兵已经不能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力量而成为清政府的负担,还有外部列强的步步进逼等问题。清政府不得不着手化除满汉畛域,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遗产阐释与记忆重塑——以中国蚩尤叙事的意义转换为例

蚩尤在中国远古神话里占有重要地位，但自《山海经》开始，其叙事模式几经变化。《史记》塑造的“乱神”与“战神”双重形象，延续千年。清末至民国，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进入，蚩尤成为统合以“苗”为主体的边胞人群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蚩尤不仅是苗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且与黄帝、炎帝构成中华“三祖”，成为新时期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标示。但在各种力量驱动下，它也同时成为可资利用的文化品牌，引起争夺。在此过程中，作为“遗产”的蚩尤经历了多重阐释，也数次重塑了集体记忆。     

论清代诗经学之发展

清代诗经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时期：清初发轫期、乾嘉鼎盛期、道光转折期、晚近嬗变期。以近400年诗经学作整体考察，则应将“现代革新期”附于其后。5个时期的诗经学发展轨迹勾勒出近四百年诗经学发展之概貌，明晰了学术史中诗经学之流变。     

清末民权思潮的三种范式

在清朝末年的立宪和革命运动中,存在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统治者三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其中革命派所关注的民权主要是民族的平等权和生存权;立宪派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的参政权;清政府所关注的是君主的大权不受损害,臣民的权利不过是君主大权的装饰品而已。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爱情、死亡与革命--论苏曼殊小说及其他

本文从苏曼殊的小说中普遍的自杀现象谈起,试图对晚清革命志士的心理做一次解析,因为苏曼殊的思想气质最能代表当时的革命者。他们只能以传统文化涵养的传统人格来应对需要新的现代人格来支持的中国现代化的责任,虽然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新的思想现念,然而还不足以建立现代文明的精神资源。这个任务有待于新文化运动来完成。     

对晚清咸同年间太谷学派黄崖山聚众的考论

晚清咸丰年间,太谷学派北宗领袖张积中在山东黄崖山聚众讲学,自保自治。黄崖山聚众的规模在数千人之间,聚众者主要来自于乡绅官宦、本地村民及流民杂类。山东民间军事化环境下灾荒与民变频繁使黄崖聚众有了最基本的吸引力。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宗旨是黄崖山聚众得以实现的依靠。     

两朝帝师翁同和教学方法探评

以晚清两朝帝师翁同和教授同治、光绪皇帝为背景材料，评价翁同和教学上灵活多样、生动实际的教学方法及其良好的教学成果，说明翁同和不仅是晚清时期的政坛重臣，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