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 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新青年》中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新青年》杂志对科学问题的探讨已上升到科学主义层面，并与中国新文学有着内在的学理逻辑联系。崇高科学的历史语境，使科学精神成为强势话语，决定了写实主义(包括自然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独尊地位，也使反科学主义的、按“进化论文学观”演变流程应处于前列的“新浪漫主义”退居其后。就历史理性而言，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对科学主义的抗衡，是逆历史潮流的，但它们的价值选择却指向了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负面成分的批判，趋向了审美现代性。     

从赋、比、兴看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通过对英语诗The Shark和汉语诗《大雾垂江赋》运用“赋”、“比”、“兴”手法的比较，从中、西方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和而不同”，探讨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林逋咏梅绝唱的文学贡献

林逋《山园小梅》中“疏影”一联以成功的物象组合塑造了梅花的清雅形象，其有意味的姿态和语境使梅花成为隐者形象的诗意象征，艺术表现几近完美。这是“疏影”一联独得绝唱之誉的理由，也是林逋此联的主要贡献。     

沈从文小说中的山洞意象解读

山洞是沈文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自然象征。山洞代表 “过去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山洞是死亡之地，亦是再生之地。作家对山洞死亡约会的“反复叙写”，凸显了爱欲与死亡的主题及其关系，也体现了沈从文的现代性。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李白的骄傲：“五花马、千金裘”

李白一生中曾有过短暂的侍君生活，在待诏翰林时，他凭着自己那支生花妙笔而深得唐玄宗的恩宠，不仅被允许骑上飞龙厩里的“天马，还得到玄宗所赐的“御衣”，即他自己所说的“千金裘”或者“紫绮裘”，后人所指的“宫锦袍”。“骑马穿裘”便成为李白后半生念念不忘的骄傲；尤其是李白所得到的“御衣”，成为后人歌咏他时的标志物。     

涿鹿之战的考古学研究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涿鹿，就是位于桑干河流域的河北涿鹿，即“涿鹿之战”发生之地。根据徐旭生的考证，蚩尤“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结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析，认为包括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在内的仰韶文化，它们可能都是同一个氏族——炎帝神农氏的遗迹，而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当为蚩尤遗迹。根据苏秉琦的认识，红山文化有可能是黄帝轩辕氏的遗迹。考古资料显示，桑干河流域的若干古文化遗址，存在有红山文化层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的现象。这表明了在桑干河流域一带，出现过红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的事实，推测即与黄帝战胜炎帝的传说历史相关。     

蚩尤与良渚文化——华夏创世之谜(二)

文章是作者《千古文明开涿鹿——华夏创世之谜》[1]的续篇,主题是对蚩尤在长江下游创建良渚文化的业绩作进一步探讨。通过考古界迄今提供的地下丰厚遗存,对蚩尤在华夏创世中的历史地位提出进一步阐释,力图拂去历史的尘埃。重现其与炎黄等被视为华夏始祖的传说人物同样光辉的远古形象。     

财富的流动与传承——黔东南施洞苗族银饰传承的人类学解读

苗族银饰,向来被视为苗族人的象征物,始终与祖先崇拜、苗族人信仰相关。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闻名遐迩,尤以施洞苗族银饰为著,并被公认为"造型最为华丽、工艺最为精湛"。施洞的历史是施洞银饰成为财富象征的重要条件,它预示着苗族银饰作为财富在固定女人之间的传承。银饰对于施洞苗族女人的意义在节日与婚嫁中尤为突出,它既是互惠的物、给予同时保留的权利,亦是灵魂和情感的中介。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下）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在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吕留良对“止至善”的义理诠释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朱子学者,与同时期的名儒黄宗羲、张履祥都有密切的学术交往,被清廷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陆陇其则直接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然而由于“曾静案”的影响,吕留良的著作遭到全面禁毁,其人及其理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也逐渐湮没。对吕留良理学思想的挖掘和梳理,有助于今人对明末清初理学思想的发展概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在其著作《四书讲义》的《大学》中,吕留良对三纲领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将“止至善”置于三纲领的核心地位,既吸收了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又糅合了王阳明的良知本体工夫合一思想,形成了他对“止至善”独特的义理阐释,对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间音乐传承与保护的民俗学思考——以湘西苗族民歌为例

以民俗学视角探讨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是苗族民歌传统音乐融相关学科与研究领域的音乐人类学理解范式和综合艺术模式的现代性转变。它簇生性地展示了学界对中国传统音乐更全面更透彻地解读民间音乐的深刻内涵,更深入更广泛地解析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民间音乐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生态文化保护的维护价值和社会进步的发展价值。注重回归生活文化,体现民族独特性特征,融合民族多元文化,展现人类再创造力是传统音乐“活态保护”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民间音乐的保护要特别关注传承人的音乐活动,将其置于特定时空中,并利用区域差异性特征,采取多样性策略。     

论历史教学中炎黄蚩尤问题的处理

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这种传统认识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没有考古学证明及其它相关学科的证据,目前不仅面临着来自考古学和考古材料本身的挑战,而且它已经导致中学历史教材和教师教学用书陷入自相矛盾、思路混乱、不合逻辑、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相反,炎黄距今六七千年有更多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以及天文年代学证据,而且主流学术界已开始摈弃炎黄五千年这种百年传统、千古成见。因此建议中学历史教材既讲炎黄五千年说,又讲炎黄历史6500年新说,实事求是,说明炎黄历史研究的现状,两说各自的依据,存在的问题,同时要与时俱进,跟踪学术进展,直到新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和新的知识结构形成。     

蚩尤和炎黄同为中华民族三先人

溯源炎黄、蚩尤及其关系,论证蚩尤是苗族的先人及其影响,探讨蚩尤被历史遗忘的原因以及重新评价蚩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