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研究的回归与突围——评陈爱中的《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

<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的出版为中国新诗的研究提供了切实的深入的研究思路.该书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新诗,致力于中国新诗历史的重新梳理,在研究方法上别出新意.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谈谈新诗句法

新诗是用现代汉语进行创作的.它是现代汉语的艺术之花.新诗的句子是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进行结构的.它是现代汉语句法的精粹.所谓新诗句法,是指新诗诗句的组织结构的规则.研究新诗句法,为它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描绘轨迹;同时为使诗歌爱好者熟练地掌握语言工具,促进新诗形式的日臻完美,这应该是语言工作者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语言失范 精神缺席——新诗批判之一

新诗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确实面临着读者大量逃亡的现实,其主要原因是新诗创作完全陷入了语言失范的泥潭,诗人们"极度个人化"的写作也造成了新诗精神的缺席.新诗要走出低谷,必须重视诗的深度价值和境界,重视诗体形式的重建和重视新诗作为汉语诗的语言张力.     

上世纪20至40年代新诗朗诵与新诗语言的关系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对新诗的探索途径逐渐从视觉转向听觉,从＂看诗＂演变为＂听诗＂,这一革命性事件对新诗语言和新诗的整体面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诗朗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年代的朗诵活动集中在文人＂书斋＂中,朗诵只作为一种试验新诗语言的工具,为新诗的格律化提供了实践和可借鉴的经验。30年代的＂读诗会＂承前启后,朗诵活动的规模日渐扩大,目的在于探索新诗语言的可诵性。40年代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朗诵诗运动＂,在＂为朗诵而作诗＂的需求下新诗的语言趋于口语化,朗诵诗占据了诗坛的主流。因此新诗朗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来观照新诗朗诵与新诗语言之间的复杂而丰富的关系。     

现代汉语的现代性与现代新诗的现代化

近年来有关现代性的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话语资源,现代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现代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本身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问题,包括现代新诗从题材到主题以至语言艺术方式等多个方面.语言问题是其中最受忽视然而最为重要的问题.现代汉语的现代性事实上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了现代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及其内涵.而现代新诗现代性本身则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五四新诗语言探索的典范之作——论闻一多新诗的语言特征

闻一多是五四时期新诗语言探索的杰出代表.闻一多新诗语言的特征,首先是杂糅的词汇,既有日常白话长处,又有传统诗语的优点;其次是浓密的词藻,色彩斑斓的语言呈现出意象密集、浪漫抒情的情调;再次是复杂的句式,基本的追求就是主张散文句式进入诗歌,追求诗歌语言表达的明晰性和准确性;第四是诉说的调子,改变了传统诗歌吟唱式调子,呈现出现代诗格调和说话式节奏;闻一多新诗语言是初期新诗语言探索的重要成果和典范.     

新诗草创期的写实话语刍议

新诗的草创是在白话语言和写实方法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前者的革命性无庸置疑,后者的选择却有其吊诡之处:这一来自传统的方法被新诗设计者们借重为反传统的利器,也摇身一变为革命性话语.写实的高张,首先是一种受限于现代白话语言成熟程度的自然选择,但它在进化论的语境下被西方文学思潮谱系中的现实主义所收编从而赋予了现代性内涵,于是又成为一种新诗实验者们的主体选择.新诗的尝试乃至成功都与对现实主义精神与方法的现代性认知相关.     

双重赋形的新诗阐释学实践--评肖学周博士新著《为新诗赋形》

重新审视新诗的精神遗产是诗歌研究界不可回避的问题,肖学周新著《为新诗赋形》直面新诗语言问题,以闻一多为个案,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闻一多诗歌语言的多方面的特征,厘定闻一多新诗创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对新诗赋形的理论赋形,即双重赋形,这一新诗阐释学实践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     

回不去时回到故乡——论杨炼的空间诗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炼是汉语新诗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从朦胧诗到新世纪诗歌,他都以卓异的成绩代表着汉语新诗创作的某一个方向。他立足于现代汉语语言特性,为汉语新诗提供新鲜的本体性的诗学路向,他所创立的空间诗学观念为汉语新诗的语言结构做了可贵的探索。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略论行政人格评价机制创新

作者认为行政人格的不如人意,确实正在严重地蚀解着政府在群众中的信誉。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公务员人格评价机制实现创新。创新的要件是形成多向性的、公众可参与性的全面的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