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话语下的主体生成、发展与丧失——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解读

齐泽克认为，当今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在犬儒理性话语下，主体获取了自身的社会身份，同时也实现自身外在的“同化”，即主体趋于客体，与客体达到同一。而且，主体还发生了内在的某种“分化”，即主体一方面保持着原初本真状态的“本我”，另一方面又成为了丧失原初本真状态的“超我”，在“本我”与“超我”的夹缝中，主体接受了意识形态幻像的“缝合”，成为意识形态询唤下的并采取信仰与服从态度面对社会现实的“社会人”。     

"犬儒"话语下的主体生成、发展与丧失——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解读

齐泽克认为，当今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在犬儒理性话语下，主体获取了自身的社会身份，同时也实现自身外在的“同化”，即主体趋于客体，与客体达到同一。而且，主体还发生了内在的某种“分化”，即主体一方面保持着原初本真状态的“本我”，另一方面又成为了丧失原初本真状态的“超我”，在“本我”与“超我”的夹缝中，主体接受了意识形态幻像的“缝合”，成为意识形态询唤下的并采取信仰与服从态度面对社会现实的“社会人”。     

空间·影像·定位——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解读

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提出了“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以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以解构、颠覆...     

从《大话西游》中的台词解读唐僧形象

《大话西游》是一部后现代经典喜剧电影,艺术成就卓越,其突出之处在于运用台词艺术实现了对唐僧原有经典形象的解构与颠覆。文章通过对《大话西游》台词的研讨,挖掘出大话语境下唐僧 “人性”“佛性”“现代性”三重合一的新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上世纪90年代香港人的情感世界与身份认同感。     

当代小说视域中的农民身份问题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的内涵在小说中的变化,充分展现了国家意志、现代化建设与农民之间的深层关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小说对农民的阶级属性、集体身份进行了革命化叙述,强调了农民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而忽视了农民自身的个体愿望;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在小说中的身份内涵发生了变化,国家的主体位置逐渐弱化,自身的价值诉求得到肯定与确认,但是农民身份的隐喻含义也得以细微展现;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加速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剧变,农民及其衍生出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着严重的身份焦虑,这一点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充分展现出来。对于农民而言,不管是进城还是返乡,亦或是留守乡村,“我是谁”的身份困惑都将缠绕着他们,并呈现出进一步模糊化的趋向。     

后现代叙事话语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叙事话语。与传统叙事话语不同的是,后现代叙事话语并非是一种纯技法的操作,而是在本体的层次上与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密切相关,叙事的结构、视角、情感色彩和语调特征本身就是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的存在观与生存状态的“直观”写真。后现代派文学叙事话语主要有五种类型,“平面无深度”叙事话语：对本质与意义的消解;“错乱零散化”叙事话语：精神分裂的生存状态;“黑色幽默式”叙事话语：面临绝望的强自解脱;“极度冷漠化”叙事话语：人情况灭的社会现实;“剪贴拼画式”叙事话语：虚幻的世界与虚幻的语言。     

后现代文学主体价值的重建

后现代文学消解元话语主体 ,从而揭示了后现代性新的价值取向 ,它使元话语失效 ,使各种专制、各种等级制度坍塌 ,并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边缘主体的重置不仅为后现代文学开拓了新的空间 ,也使人们对后现代文学的审视步出“解构方略” ,进入到新价值观的新层话语中。边缘主体因此由绝望走向希望 ,由非理性转向到新理性 ,并上升到新的理想价值建构中去。     

女性欲望与主体构建 ——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爵士乐》

在莫里森的小说《爵士乐》中,黑人女性发出了主体构建的欲望之声。小说展示了以维奥莱特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如何对抗男权话语压制,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充分契合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关于主体身份构建的观点：由女性欲望中的暴力因素驱动,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实现。莫里森关于黑人女性的身份书写冲破了白人和黑人男性为其界定的范式,具有浓重的后现代主义特色。     

在主体膨胀到主体死亡之后:当代个体的选择

海德格尔批判形而上学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膨胀,揭示了本体论层面上的人的消溶,从而与后现代的"主体死亡"叙事相合。海德格尔认为应该拒绝对象化的主体体验,这种方式却可能加速本体论意义上人的死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思考主体,在其看来,当代主体意味着对人类世界经验和自我经验的诠释,并在多种偶然性和可能性的意义中面临选择,主体的困境即在于此。"屌丝"这个新词中所包含的就是这样一种对主体身份选择的需求。     

民主党派的身份建构与历史自觉——兼论贾亦斌对多党合作事业的贡献

中国的民主党派作为既体现世界政党共性又彰显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经历了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革命党”“在野党”“地下党”,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参政党”,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身份变化。这一身份变迁的历程,一方面受历史必然性所规定,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民主党派先贤们的理性选择,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贾亦斌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亲历了中国几次组党高峰,几乎见证了中国近代以来对政党制度进行实验与选择的全过程,其人生经历是民主党派的一个缩影,其理论贡献则是民主党派历史自觉的一个见证。贾亦斌率先提出“参政党”这个概念,是民主党派自身完成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的标志,它深刻说明,参政党既是“长成”的,也是“塑造”的,是民主党派基于自身历史自觉主动选择与主动建构的结果。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核心价值的认同——以科举制度创新为切入点

宋初的科举制度改革促进了“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士绅阶层开始以天下为己任,将儒家道德理想普及于民间社会,即通过基层自治制度改革和创新增强民众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国家/士绅/民众共享和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三合一”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而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在协调民众/国家之间关系的“顶层认同”和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底层认同”中均显示出其历史合理性.重新梳理和认识传统的核心价值认同模式以及当代转型,正确对待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成为当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和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文化前提.     

说布依话的“水族”

在贵州省的盘县,有一说布依话的所谓水族文化群体。其民族成分是20世纪50年代他们自己认定的。这是处于边缘文化状态中发生的＂文化漂移＂现象。本文从实际的田野调查中表述了它们的基本文化状态,解读了它们文化的布依族性质,以及文化的边缘性质。研究了其＂文化漂移＂的基本原因以及盘县说布依话的所谓水族的文化边缘性。     

乡村社会、士子生业与科举之废

科举制度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为一体,型塑了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传统得以维系的制度性基础,是建构传统社会重心的重要制度。当它一朝废止时,作为传统中国社会基层单位的乡村,其政治、文化、信仰、经济等权威重心均接连丧失,经历了颠覆性的结构变迁。乡村士人中存在一批因种种原因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下大为可叹,他们的处境不能以所谓＂变革＂、＂进步＂的代价而视为当然,对强势群体主导的话语叙述有必要进行伦理反思。     

乡土北京：《城南旧事》的老北京影像

基于电影《城南旧事》和小说《城南旧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分析老北京影像。老北京的人情味和空院子、老巷子、旧房子、小园子等文化元素都是1920年代帝都北京的真实记录。林海音的怀乡文学以“女性”主义的视角书写,从儿童的眼睛观察成人世界,打开了一扇“真实”世界的窗口。《城南旧事》小中见大,书写“大时代”的“小人物”返乡故事,折射了中国大陆巨变时代的政治风云。作者以自身人生时空变迁对北京古城进行想象性的文学描摹和文化景观的地理投射,影视叙述文本被重构为一个遥远的可望不可即的“乡土梦”。     

光武奖拔卓茂与东汉初年之“不尚争”

光武奖拔卓茂其用意有二:一是以道德标准压制军功标准,为"退功臣进文吏"做准备;二是借以倡导"柔以施德"、"导民不争"的为政理念,转变社会风尚。此举事关用人行政及政治理念,后果有得有失,从短期看得大于失,从长期看则失大于得。     

乌蒙山区农村社会转型与基督教的影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强调五个方面——“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些都密切联系到农村中新老价值观的碰撞、调适、整合,联系到社会转型。这当中,宗教作为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系统,宗教信徒作为国家公民,都是社会运动中的参与力量与资源。宗教、社会与政府三者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实现协调合力,推动社会发展？这成为了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重点考察苗族信教群众聚居村寨,力图把握当前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中,基督教对新农村社区发展的各种影响,实事求是地提出“整合社会既有资源,发展农村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列宁主义观”及其启示

中国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观＂的历史发展主要经历了毛泽东的＂列宁主义观＂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列宁主义观＂两个阶段。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观＂的历史发展对于我们确立并坚持科学＂列宁主义观＂有着深刻的思想启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确立并坚持科学＂列宁主义观＂是当前进一步捍卫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时代要求。     

人类自我意识“混我”的自画像——对斯芬克斯式神象“编图”的破译

斯芬克斯之像，也就是人兽神神象，是原人迈向文明、走向自我途中留下的一个划时代符号，也是让今人百思不解的一个谜符。根据神象建构的规律，以及神象“三像”与人类自我意识“三我”的对应演进规律，可对斯芬克斯式神象，也就是人兽神神象的“编图”密码进行解译，得出的结论是：斯芬克斯式神象是人类自我意识“混我”的自画像，该神象的两种基本形式：“兽身＋人首”与“人首＋兽身”蕴藏“混我”内部演进的早晚两个状态。     

论中国“德”文化的内涵及其思想演进

“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常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以“德”为主的文化。从古到今,“德”的文化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核心内涵变化不大,大致是以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为主体,在中国的民间尤其如此。在儒家思想中,“德”的核心理念为孔子所说的“仁爱之心”、孟子所言的“本善之性”,以此为基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包括道、理、志、向。迄今为止,该体系在中国人的精神中依然发挥着作用,是我们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