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几何》的伦理警示：男性霸权主义

修辞叙事学的读者观使真实读者运用伦理标准对叙述者传递的文本信息进行阐释,而重获阐释与批评文本的合法地位,此读者观进而发展为以伦理取位的叙事伦理批评。以叙事伦理批评视角阐释小说《立体几何》,乃立足于叙事策略,对叙述者表面叙述的信息确定性进行对照式阅读。确切地说,从小说的叙述人称与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时间三个角度来分析隐含作者对叙述者及其叙述内容的否定态度,以揭示小说蕴含的对男性霸权主义的伦理警示。     

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诗学建构与消解——从小说理论到叙事实践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在其小说理论和叙事实践中,竭力呈现其独特的女性主义思想。伍尔夫一方面在小说叙事内容上以"以小见大"的方式,透过女性日常生活的狭窄视角呈现人类共同理想的宏大主题;以"杀死房中的天使"的反思精神,批驳男权意识形态对人物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小说叙述形式上,用写作散文的方式创作小说,实践"雌雄同体"的叙事观,并有意减少文本的叙述者干预,让作者退出小说,引领了现代派文学发展的潮流。在社会习俗、文本常规、作者个性的交互作用中,伍尔夫在叙事实践中实现了女性作者的叙述权威,但在文本的诗意抒写中却走向了反面,消解了这种建构女性主义小说理念的企图。     

论《红楼梦》开篇关于其书由来融合诗语的叙事

《红楼梦》第一回"按那石上书云"之前的文本依次交代小说旨义、作者本事、虚构故事的源起、小说传抄流播过程、宝黛情缘的神话来历,整体是关于其书由来的叙述。这些叙事文本又是以诗词韵语为节奏分段的。作者以诗语总结前面的文本段落,开启后文叙事,树立一个分界点,同时表述创作梗概和心情,自叹不得志,渴求被读者知音,提示"真假有无"的隐曲写作手法,在不断改换叙述者角色口吻的隐晦节制的叙事中以诗语自由地抒情,体现了作者的苦心经营。     

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秦腔》叙述视角解读

在《秦腔》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放逐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小说以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张引生为叙述者,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清风街乡民们生存和生活现状,表现城镇化对中国农村传统文明的冲击。但小说的叙述视角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叙述者“我”的讲述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内聚焦视角也突破了“始终受限”的传统模式,不时具有了“全知全能”性,小说中的“我”有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有时又作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贾平凹的《秦腔》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和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寄予了作者对于一种“常”中之“变”的哲学思考和在这种变迁中的情感取向。     

六朝志怪小说叙事艺术新论

六朝志怪小说虽然是"丛残小语"式的叙事文本,但其在叙事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在第一人称叙事、语式和语态错位的见证人叙事以及重复叙事等方面,已经开始显示出了其自有的特色与魅力.     

《红高粱》叙事情境及其效果探析

莫言小说《红高粱》采用“作者叙事情境”——“编辑者全知类型”叙事情境：“我”作为叙述者,以父亲的视角追述了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以第三人称叙述为主要叙事方式,从外部聚焦,这样既可以表现小说人物的情感和思想,使“我”的高密祖先身上敢爱敢恨的血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可以在文中表达作者的情感和评论,从而使小说的叙事变得多样化,强化了叙事效果。     

论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

本文着重讨论了结构主义对叙事形式的研究，认为这一研究建立在对叙事、故事和叙述三者的不同内涵所进行的区分之上。对叙事和故事及其关系的分析，涉及的是叙事结构，它属于文本本身的“客观形式”。而对叙述语态的研究则关涉的是叙述话语，与叙述者的“主观形式”相关联。叙事结构分析分别以托多罗夫对具体叙述文本和布雷蒙、格雷马斯对叙述逻辑图式的探索为代表；而叙述话语的分析则以热奈特对叙述时间、叙述层和叙述者的剖析为代表。上述研究，既表明结构主义对结构形式的关心落实到操作层面，也表明叙述主体是如何在叙事中被结构化的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家族叙事结构探析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对家族生存样态的深刻领悟与揭示,是以各具民族特色的叙述形式予以呈现的,它们分别在叙事结构、叙述视角、作者与叙述者,以及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等方面,显示出某些相似或相异的文本特征。通过对两部作品叙事结构特征的阐释比较,可为家族叙事小说的审美接受提供新的启示。     

李锐小说叙事声音分析

"叙事声音"是指在叙事性文本中,叙述者以某一视角为基础,选择相应的叙事策略,以传达出某种思想观点。李锐小说中的叙事声音颇具特色。根据苏珊.兰瑟的理论,李锐小说中的叙事声音主要有作者型叙事声音、个人型叙事声音和集体型叙事声音三类。这三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规则,表达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同时也为小说提供了多种意义生成的可能。     

论《聊斋志异》的叙事角色和叙事视角

《聊斋志异》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是名副其实的情节小说,其叙事艺术所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叙事艺术包括诸多因素,本文仅涉及叙事角色和叙事视角。认为《聊斋志异》是以"传奇式"叙述者为主的多种叙事角色;以全知叙述为主的多种叙事视角。     

王安忆:全知视角下的生命本相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忆大多数作品中,由于叙述人还没有成为充分自觉的独立叙述人,因而,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确切的视点和角度,小说的视角大多呈现断裂错落的状态。＂我＂在引导读者关注这个故事,叙述人＂我＂虽然是第一人称,但＂我＂的叙事却是全知全能的。＂我＂时时侵入＂她＂或＂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我＂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一个全知视角,已经隐伏了王安忆日后叙事方式转变的萌芽。     

艰难的历程——对《简·爱》“叙述声音”的读解

很久以来人们把《简·爱》看作是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典范之作.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家以其独特的视点,发现了在《简·爱》这部女性叙事文本中,传统叙事无以到达的彼岸叙述声音与女性观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从叙述声音的视角,借鉴叙事学和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通过对《简·爱》的分析、解读,可以发现在19世纪男性权利话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作家争取女性话语权,建构文本中女性话语权威的艰难和她们所做出的努力;虽然她们在写作中所要表达的观念受叙述者的声音限制,但是女性作家们所做的努力使女性赢得了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     

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困境——以反腐小说、底层小说为例

现实主义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主潮＂,对新文学起着推进或制约的作用。本文在新世纪文学的背景与视野下进行文本分析,认为反腐小说表面的现实功利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内部的现实主义追求,主要体现在题材选择、情节设置与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而底层小说也因自身命名的争议以及知识分子如何表达底层、采取什么叙事态度表达底层等问题的提出,使得现实主义叙事的广度与深度受到削弱。只有分析与反思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困境,才能获得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真正写＂现实＂而非理想化的现实主义。     

继往开来的工程教育创新者--纪念宾步程校长逝世六十周年

宾步程(1879～1943)是20世纪中国最早留学德国的工程专家.担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期间(1914～1924),提出"实事求是"校训,为湖南大学校风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机械和矿冶工程方面也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人物.     

女性的话语权威——从夏洛蒂·勃朗特和托尼·莫里森作品的“叙述声音”说开去

本文以夏洛蒂.勃朗特和托尼.莫里森的女性叙事文本为考察研究的对象,借鉴叙事学和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叙述声音为切入点,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解读,探讨了在十九世纪男性权利话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作家争取女性话语权,建构文本中女性话语权威的艰难历程,她们的努力最终使女性赢得了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     

从个人叙事到民族叙事——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

地域色彩是沈从文小说的主要特征,他对湘西世界的创造,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章,而且使其成为湘西地方民族叙事的代言人。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经历了个人叙事和民族叙事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认同了＂乡下人＂的身份,而且在摆脱早期个人叙事圈子的同时也把个体敏锐的感性认识与湘西地方特殊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湘西民族叙事。     

《潜水鸟》的女性叙事声音解读

玛格丽特·劳伦斯是当代加拿大女性文学巨匠,她的小说《潜水鸟》生动地塑造了印第安梅帝女孩皮格特的人物形象,本文通过对皮格特人物形象建构的分析来说明女性主义叙事学中的叙事声音在文中所起到的重要功能和作用。     

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艺术嬗变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艺术上的嬗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女性作家主体意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叙述话语的转变 ;小说、散文的文体变革。现实精神始终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内核 ,现代意识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品格。女性文学的叙事风格和叙述话语则由欧化倾向和理性色彩向感性化、叙述化转变。女性文学在文体上由模式型、传统型向实验性、多样性转变     

沈从文小说原始主义的表现手法与人性理想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原始主义色彩突出表现在戏剧冲突的解决方式与景物描写两个方面。小说戏剧冲突的解决率性而为、简单干脆,少道德考量与理智权衡,体现出依赖本能、直觉等非理性心理因素的特点,给小说染上了浓重的原始色彩。其景物描写最常用的手法是起兴,这是一种感兴直觉,是一种贴近原始思维的表现手法。起兴的大量运用生动地描绘出湘西图景的原始风姿。湘西小说中的原始主义是一种亚文化原始主义。作家试图在湘西文化中发掘出生机勃勃的原始性,从而为旧中国国民的“阉寺性”注入血性和力量。湘西小说中的原始主义,实则是作家的人性理想。湘西,实则是作家的人性乌托邦。     

“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

莫言的《酒国》是在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两篇小说中的"吃人"内涵同中有异。第一层面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第二层面是指向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具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两者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第三层面可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20世纪的《狂人日记》和《酒国》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使之和古代的同类"吃人"题材的作品划上一道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