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医公会”到“中医师公会”：民国时期成都中医职业团体的兴衰转变

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医在中国民众间的接受度逐渐提高,并初步形成了一股可与中医相角逐的力量。在以"科学"为衡量标准的话语体系之下,趋新的知识分子抬高西医而贬低中医,"废医"之论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之下,中医为"求存"而不得不"思变",而成都市中医师公会,就是该地中医在西医冲击下模仿后者而创立的职业团体,作为民国时期成都市唯一的中医职业团体,成都中医师公会集中体现了东西方医学文化之间的博弈。     

民国时期数学教育发展管窥

民国时期是我国数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民国时期的数学教育在当时的社会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民国时期的数学观,数学教育观,数学教材、教法的发展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对我国近现代数学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东、西方对生命认识的不同观念——从比较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的观念来看

生命的认识差异在医学领域表现最为显著,本文以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视角,比较了传统中医中气、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与经过历史变革,盛行于现代的机械的、还原性的西医生命观念。揭示了中西方在医学领域对生命看法的不同特征,并对原因作出尝试性探析。     

国民政府时期中医公会法律地位的演进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于中医公会的立法与管理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医公会的法律地位与西医团体时分时合,从初起的模糊不清到逐渐明晰,并在抗战期间得到强化,成为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法定团体。中医公会法律地位的演进既体现了近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也展现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背景下中医业的曲折命运。     

实证主义思潮对近代中医学术研究的影响

实证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我国近代学界深受实证主义影响,认为唯有实证之科学知识才是可信赖之真理,并试图以实证之标准改造其它知识体系。实证主义思潮对近代中医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废医存药、用西医验证中医、用科学诠释中医等若干方面。随着历史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兴起,实证主义渐趋衰微,中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但近代中医的学术方法却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思潮的烙印。     

论民国时期国音音系的建立

民国时期国音音系的建立在汉语共同语音系的发展过程中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在继承传统汉语共同语音系的基础上进行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语音选择,为现代汉语共同语音系建立了科学的框架和模式。本文对民国时期国音音系的建立过程进行了梳理,并从语言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角度分析和总结了民国时期国音音系建立的动因和影响。     

辨证求因——现代医学视野之外的探求病因方法

对现代医学和中医学探求病因的方法分别作了分析,指出中医病因学"辨证求因"的现代价值.认为如果将中医的宏观病因学与西医微观病因学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会对医学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西医发展中的人文精神传承研究

西医传入我国百余年,取代了中医的主导地位,对我国医疗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传统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在西医的传播中有排斥、有吸收、有继承、有发展.因而,探索西医传播对我国医学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对培育塑造新时期的医学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医学是否是科学——诘难何祚庥院士“中医不科学”之说

中、西医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根据科学理论的基本条件判断,中医学与西医学都是科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医学研究人的生命活动、研究疾病的观点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而中医学总的看来在基本理论框架上没有多大改变,其发展主要是常规科学的发展,表现为长期积淀的经验。中、西医理论模式不同,但二者是互补的。中医学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但必须坚持与发扬中医的特色与优势,不能套用西医理论模式,这样中医学才能在理论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引发世界主流医学的革命。     

黑箱理论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在医学发展的长河中 ,中医无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西医不同 ,中医是将人看作一个整体 ,注重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密切关系 ,强调辨证论治 ,在不干扰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情况下进行诊断和治疗。西医采用解剖学 ,观察人体实质的系统和器官 ,而中医通过其外在表现探讨其内在机制的变化 ,这与现代黑箱理论有着很大相似之处 ,我们可以从中医理论的形成、中医的辨证论治及中药的作用机理等方面来探讨     

民国时期中医药学界的两次抗争

通过对民国时期的有关历史档案和其它史料的分析研究,认为在民国一二十年代,中医药学界的两次抗争的目标其实是十分明确而坚定的,那就是争取中医药的生存发展权。而这一总权利具体表现为非常实在的两大权利:一是中医合法的教育权;二是中医合法的行医权。这构成了一二十年代中医药学界两次抗争的主旋律。     

清末民初公共卫生体系发展视域下的伍连德抗击东北肺鼠疫再探究

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对中国公共卫生构建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使官方与民间对现代医学逐渐有所认知,此次疫情则推动医疗卫生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以伍连德为首的西医专家扑灭疫情的同时,还有效遏制住日俄两国以防疫为名对东北地区的渗透,更以这次抗疫成功为契机,将毕生所学投入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伍氏的贡献是清末民初西方医疗体系建设过程的一个缩影,展现出中国近现代医疗发展在科学、政治、文化间密不可分的交织作用下产生的若干历史面相。     

清末民初的民族问题与边疆危机——以蒙古、西藏、新疆地区为例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利用民族、边疆问题,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散布分裂主义,策划“独立”,以达到其侵吞中国边疆领土和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共同的命运,促使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构成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政治纽带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这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一致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提炼,并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抵御外侮,共创中华各民族新纪元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并始终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运行的主轴。     

我国中医药立法问题刍议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国民卫生保健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国家对中医药的法律保护还存在缺陷和不足。文章在介绍古代、民国时期以及当前的中医药法制的基础上，剖析中医药立法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医药立法难点进行分析，为国家出台中医药基本法提供相关建议。     

实用型司法:近代中国基层民事审判传统

传统中国基层民事审判是在不同于西方法官体制的背景下,由全权掌管地方事务的州县官进行的以尽快平息讼争为目的的纠纷解决方式.民国时期,由于西方法文化尚未完全渗透到中国基层,民事司法仍然保存着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实用型特征.这种司法模式以地方官员的全能型权力为基础,以最有效的纠纷解决为目标,以不违背官僚追责和道德操守为限,在基层社会有效地维持着地方关系的运行和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这样一种围绕纠纷解决而非法律适用的实用型基层民事司法可视为近代中国一以贯之的特点.     

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民国时期回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

回族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以伊斯兰文化为特征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认同是其生存发展的基础。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近代国家意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回族社会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亦显示出近代意义,积极参与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和各种重大政治事务,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尤其在抗日卫国等救亡运动中表现突出。     

清代、民国时期的江苏王营清真寺和伊斯兰教

根据1920年的一方碑刻和民国时期的著名方志《王家营志》及《淮阴风土记》等的记载,简略讨论了清代、民国时期江苏王营（王家营）镇的伊斯兰教发展历史,并指出其中有关东部地区和西部伊斯兰教界联系的史料是需要重视的。     

大数据时代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径选择

大数据时代,更加凸显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的关键。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和知识产权保护路径选择缺乏科学性两大方面。通过法律途径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是所有保护途径中的最佳选择。我国文化创意企业应当根据其自身具体实际情况,综合运用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反不正当竞争等多种保护手段所提供的全方位综合保护,选择最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促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     

北京文化现代形态的发生和论域研究——清末民初(1898～1936年)的文化史意义

完整的20世纪北京现代文化发展历史,应该把晚清十年新政和民国历史与共和国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梳理北京文化的整体特点.清末至民国初年、远至1936年,北京文化在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巨变的背景下发生的现代性转变,直接影响20世纪的北京文化的现代形态,是从1900年代开始的;1949年10月接续的北京文化现代性的前提,并非1900年之前的晚清宫廷文化,而是崭新社会政治内容（民主共和政治基础）、思想内涵（爱国、民主、进步、科学）、具有现代形态（新文化形式）和生活实践（趋向西方生活方式）的北京文化,正是这一现代形态成为连接新中国与封建专制文化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