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小说”的文学环境

通过考察"林译小说"在近代出现的社会、文化环境,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学变革、向西方文学学习等因素对"林译小说"出现的推动作用,并从"林译小说"与当时文学环境契合的角度分析其译文盛行的原因,说明文学的大环境对具体文学作品命运的影响。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场、宗旨、方法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以语言转换为中心问题的"翻译学",二是立足于比较文化立场的"译介学",三是立足于文学与文本(译本)立场上的翻译文学研究,可称为"译文学"。传统的翻译学是语言规范中心论、忠实中心论;译介学是比较文化论、媒介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而"译文学"则是比较文学论、译本中心论及译本批评中心论。"译文学"坚持以译本为本位的立场,强调译本的自性或本体价值,提炼出"迻译""释译""创译"三种翻译文学文本生成方法的概念,作为对"直译"、"意译"这一对旧概念的超越,同时也把三个概念作为译本批评的基本用语,使其分别对应于语言批评、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并且提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方面的价值判断。译本批评的最小单位是"翻译语",只有从翻译语的研究入手,"译文学"才能真正细致深入地展开。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困境

莫言荣获诺奖凸显出中国文学外译的乏力;凸显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困境：译入过多译出过少,现当代文学比例偏低,中国文学外译到底由谁来承担.应提高翻译报酬重视文学翻译学术价值,加大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力度,采用“中国人为主,汉学家为辅”的译者模式.     

《新西兰文学史》评议

《新西兰文学史》(〈A Survey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是我国第一部介绍新西兰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从横向和纵向对其进行分析,可略知新西兰文学的发展历程。横向以"时间"为特征,新西兰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发现与殖民间的200年(1642年-1840年);第二阶段是殖民后期;第三阶段是民族文学兴起与发展时期;第四阶段是当代文学时期。纵向以"多"为特征,第一多即"多元"文化的融合,第二则是涉及面"广",新西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文学家基本都有所介绍,第三是注释详尽、附录全面。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路径和影响因素

与外国文学的译入相比,中国文学的译出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和传播,反观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名人推荐、影视剧作、大众传媒和非翻译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传播的因素包括译入语国家对外来信息需求的迫切程度,译入语国家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和敏感程度,译入语国家对源语国家信息的熟悉程度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文学的译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产出不同难度、不同形式的译本,加快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     

英译选集载体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对单部作品、特定体裁的译介,无论是在翻译实践,还是在翻译研究层面,都引起了译界广泛重视。然而,将译作编成涵盖中国文学全/半跨度,综合所有重要体裁,塑造、传播整体形象的翻译选集却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文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选集编纂传统,海外汉学界中国文学英译选集、国内对外文学英译选集的编纂概况进行了梳理;对选集编纂和作用发挥的一般机制、“翻译选集”不同于一般原文选集的特殊规律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内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目前,国内译界对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的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对同属“选集”的共性部分与我国两千多年的选学传统相脱离,因“翻译”带来的新复杂性也疏于用当代译学加以阐释。未来,为充分发挥翻译选集在文学“走出去”中的作用,应将传统选学与当代译学结合起来,形成“译选学”研究,加深对此载体的认识。同时,应尽早推出同规模对外作品,摆脱此领域任由海外汉学“代言”的局面。     

近四十年来抗战时期沦陷区女性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战文学中的沦陷区女性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近四十年来沦陷区女性文学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至2003年左右)为重评与整理阶段,研究着重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重新发掘与重新评价;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为拓展与深化阶段,着力于拓展研究范围,深化研究内容,进一步发掘其内在理路与独特内涵。这两个阶段既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又形成了颇有内在关联的逻辑关系与衍变风貌,从而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沦陷区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而其研究属性也逐渐从沦陷区文学一部转向女性文学、都市文学一部,但始终围绕"民族主义"立场存在张力。在过度民族主义与去民族主义立场之间保持平衡,在发掘女性文学内在理路的同时强化不同理论工具的运用,充分引入抗战社会文化史、都市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是推动沦陷区女性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破学科壁垒跨文化阐释——"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二届学术年会"论文述评

“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于2008年5月13日至17日在湘潭举行。文章从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从文化看文学、学科建设：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未来等三个方面对本届年会的交流论文进行述评。     

中国文学外译模式考

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环节。海外部分中 国文学外译本因过分忠实于原作而不能完全为目的语读者理解与接受, 部分因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无法充分地传达原文中所承载的中 国文化。中国文学外译模式有助于避免出现有问题的译作,为中国文化 准确而有效地“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启示：以中国政府主导的中外合作 模式为文学外译之翻译活动发起者模式;以具有纯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 、浓厚的中国情怀以及坚定的翻译立场的译者为文学外译之译者模式; 以兼顾译文忠实与流畅的策略为文学外译之翻译策略模式。     

论新西兰文学的民族特色

文化冲突与融合是新西兰文学建构的轴心,其文学发展的轨迹从深层次上映射出其民族意识的建构过程。本文通过对新西兰的主要作家和作品的简析,阐释了新西兰文学与其它文学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并试图解读其民族文学的底蕴。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概述

综观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原理的普及和文学民族性的理论探索、蒙古族当代作家作品批评、蒙古族诗学理论研究、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宏观解读等方面尤为突出。要想构建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语境，探索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首先，必须强调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立地位和健全品格。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不应像过去的批评那样追随于作家的创作之后，成为蒙古族当代文学作品的附庸，而应具有超前性和预测性。其次，必须强化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元格局，多元共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事实，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也应如此。     

王小波作品英译的译介研究

王小波在国内文学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在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却无人知晓。其作品英译《王二的爱欲枷锁》的顺利出版改变了这一现状。从译介角度来看,王小波作品英译的翻译主体、翻译选材、翻译策略、推广机制、翻译批评呈现出引人深思的特征,也为研究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代译论研究视角下的鲁迅翻译思想考察

当代西方译论研究经历了语言学和文化学两大转向,引领译论研究潮流。相比之下,当代国内翻译研究却毫无特色。其实,西方译论研究中的诸多论题如翻译本质、翻译功能、文化翻译、翻译批评等鲁迅在20世纪早期就多有论述。因此,重新解读鲁迅的翻译思想对当代国内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现当代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冷热交替的过程。我国学界曾经的理论热一方面标示着对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过度崇拜和理论运用的失范以及运用者自身的理论匮乏。文本阐释与文学研究中运用某种理论和观念,体现了阐释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审美与人文的价值判断,符合文学评论之规律和规范,与西方文论之主观预设不是一回事,文学之跨学科研究也不等于“场外征用”。要理性对待现当代西方文论,不能因为其有某些缺陷而无视其对我国文学研究曾有的作用和依然存在的借鉴价值;不能因为理论热之弊而忽视理论之重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理论热后呼唤的是融合了古今中外之优良理论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文学理论,以及有理论深度和学术理性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近50年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回顾

本文对 194 9- 1999年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作历史考察 ,指出 :前 30年按照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研究中国现代小说 ,文艺思想中“左”的倾向影响了批评的价值取向。新时期以来 2 0年间 ,现代小说批评进入空前活跃繁荣时期 ,表现为批评范围不断拓展 ,批评的新观念、新观点、新视角、新方法 ;并且 ,随着 2 1世纪的到来 ,对诞生于 2 0世纪的小说新文体作整体的历史考察 ,初步建立了现代小说学     

转型期文学译介的文化选择意向和模式——《新小说》和《译林》的个案分析

清末和改革开放时期是小说翻译的重要转型时期。《新小说》(1902—1906)和《译林》(1979—1989)分别作为两个时期的代表性期刊,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了展现特殊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微观生态,揭示两者差异的根本原因,对两者在源语国选择、译介类型、译入文体和译介策略四个方面所表露的文化选择意向和翻译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正确评价两个时期文学翻译的功绩和缺陷,丰富中国的文学翻译史,同时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和以后文学翻译的发展也具有借鉴作用。     

"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成为主要的话语资源之一,与文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西方主题的中国语境化、文学批评的自我封闭以及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回归有关。"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它突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主动权;它开拓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惯性视域,强化了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和伸展性;它淡化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观念,把非经典、非精英文化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当然,"文化研究"也还存在着如何转化、如何批判和如何深入的问题。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三个学术维度

上世纪90年代,当代审美文化以前所未有的特点和规模在中国大地上迅猛发展,一方面造成了传统美学的生存困境和严重危机,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学界向审美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的渐趋自觉和蔚成热潮。这种审美文化研究大致表现为三个学术维度,一是对审美文化概念本身的学理性探讨维度;二是对当代审美文化实践的批评维度;三是对传统审美文化资源的研究维庋。     

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三个维度——以美国新批评派为参照

纽约学派以其坚守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批评事业,形成了一个与美国新批评派并存的批评家集群。关于纽约学派的研究,既是对美国新批评派的共时研究,也是对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的进一步考察。纽约学派秉持了文化激进主义的精神内核,力主马克思主义批评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结合,扮演了美国知识阶层的核心角色。他们恪守知识分子身份,坚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表达,关注文学的伦理向度和审美价值,主张文学批评必须介入历史。他们要改变美国文学复兴为党派政治和形式美学所干扰的现状,在传统美国文学的重新发现和现代欧洲文学的艺术创新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