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五四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围绕文学作品是否可译这一问题,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展开了一场论争,反映出译者对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1980年代后,关于可译性问题的探讨增多,视角发生了转变,跨学科意识也得到加强,但仍未能脱离五四时期这场论争的模式.可译性论争的根源在于,双方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不同翻译标准的设定、不同的理论依据和不同的描述方法.     

五四时期文学翻译风尚的转变——以新文化人与林纾之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翻译风尚的转变,以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批判为分水岭。在这场论战中,林纾很快落败并成为文学翻译的反面典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经过这场论战,以林纾为代表的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具有"删译、改译、选材零散没有系统"等特征的翻译退潮,代之以直译的方法翻译西方名著,翻译风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鲁迅、钱钟书翻译思想比较

对于翻译,鲁迅和钱钟书均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中亦有契合之处。他们对信、达、雅中的达与雅都持有异议;在归化与异化上虽有不同的取舍,但在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上看法却越于一致;对译中之讹的态度,更是发人深醒。他们的这些论述,对当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仍然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路径和影响因素

与外国文学的译入相比,中国文学的译出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和传播,反观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名人推荐、影视剧作、大众传媒和非翻译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传播的因素包括译入语国家对外来信息需求的迫切程度,译入语国家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和敏感程度,译入语国家对源语国家信息的熟悉程度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文学的译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产出不同难度、不同形式的译本,加快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