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视野中的“信达雅”

“信、达、雅”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提出的关于翻译的标准,百余年来在我国翻译界反复激起波澜,这说明“信、达、雅”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对“信、达、雅”否定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是因为我们对于“信、达、雅”缺乏认识上的引导。文章认为,“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能展现经久不息的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而这其中就有其天然的美学内涵。     

翻译标准“信、达、雅”评析

翻译是沟通两种语言的媒介,是进行思想交流的工具。理想的翻译应当将原文的信息如实地传递给读者,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翻译的这种性质与功能,决定了翻译必须遵循的客观标准是“信、达、雅”。但是,多年来由于认识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国译界在“信、达、雅”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至今仍未达到一致的认识。为了弄清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信、达、雅”标准进一步进行探讨,明确其真实涵义,发掘其新的义蕴,给予科学的阐述。信、达、雅的真实涵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把“信、     

论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

严复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翻译之前提和基础,"达"是翻译之目的,"雅"是翻译之语体选择.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对"信、达、雅"的阐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同时,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并没有严格遵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主要源于其西学救亡的翻译动机和当时官僚士大夫对西学的排斥.     

翻译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正> 一、信、达、雅一八九八年,严复首次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来的翻译界颇有影响。他说: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已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又说: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随后总结为: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严复诗文集》第101页)。这三条翻译标准当然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赞成的人多,但有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雅”字上,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翻译的标准新探

受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影响,"信、达、雅"这一经典翻译标准遭到解构和质疑。本文重新对"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进行分析,指出其在提出百年后仍适用于当代翻译实践。另外,本文认为,"信、达、雅"可以随着时代的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阐释。在"信、达、雅"的基础上"发挥译语优势"使"信、达、雅"更有现实和现代意义。     

质疑"信"、"达"、"雅"

长期以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我国广大译者奉为翻译标准,被认为是译界的金科玉律.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信"、"达"、"雅"提出质疑.首先,认为"信"达"雅"不能称之为翻译理论;其次,指出"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适用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质疑"信"达"雅"的经典地位,并提出人们不能盲目推崇"信"、"达"、"雅",而应该拓宽视野,借鉴西方近几十年来翻译理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把中国的翻译理论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雅”在生物化学翻译中的体现

严复曾提出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在生物化学翻译中,往往只注重＂信＂和＂达＂,而忽略了＂雅＂。从词汇层面、句子层面和修辞层面诠释了生物化学翻译中的＂雅＂,期待本文能为生物化学翻译提供有效的指导,从而提高生物化学翻译质量。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作品《格列佛游记》三种译本的比较

一、翻译的标准100多年来,严复提出的译事楷模:“信、达、雅”在我国翻译界曾是翻译标准的典范,也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如今,“信、达、雅”的含义得到了科学的分析,不断改进和发展。今天,翻译界对“信、达、雅”的标准作出新的解释:“信”就是忠实原文;“达”即译文通顺晓畅快;“雅”即译文保持原作风格。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格列佛游记》的三个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这三个译本分别为: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健的译本(以下简称张译)、200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王林、史丽娜的译本(以下简称王译);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孙予的译本(以…     

"信、达、雅"在对外传播翻译中的合理运用

从广义上将对外传播的翻译问题划为两类:误译和过于直译,诠释对外传播翻译中"信、达、雅"三字标准的含义。并辅以实例指出,如果译员能将"信、达、雅"正确贯彻到对外传播的翻译实践中去,就能得到既有效度又有信度的对外传播译稿。     

高职综合应用翻译教材的构想

现有高职翻译教材具有缺乏高职特色兼具本科教材特色的弊端,因此很有必要探索高职翻译教材的编排体系.根据高职应用翻译理论和当代翻译教材研究成果,高职应用翻译教材宜采用功能派编排体系、综合的编排方式,在编排结构上以高职应用理论为先导、以内容为导向、以活动为线索、以篇章译例为手段、以习作为深化的模式进行,通过内容的选择、得当的策略和方法来弥补学生翻译技巧和语言能力的不足.     

高校社科学报英文目录编译现状与反思

高校社科学报肩负着高校人文社科学术科研成果交流和传播的重任,学报的英文目录等内容体现了学报的学术层次和水平,关系到对外交流的效果。该文调查、分析了近两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报的英文目录,发现目前存在翻译标准不一、"各自为政"等问题,认为编辑部门应提高对英文目录等内容的重视,建立统一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翻译标准,重视学报英文译校人员的培养,提高译校酬金,进而提高学报英文目录的译校质量。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网络流行语的语用翻译

网络流行语已经成为一种醒目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存在。文章主要从语用翻译视角出发,从语境、语用调整以及文化关联等方面探讨网络流行语的等值翻译策略。     

论直译与意译的辩证关系

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 ,文化的差异势必导致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 ,因而没有意译的介入就不可能实现两种语言的顺利转换 ,同时文本的独立性以及内容对形式的依赖又要求我们更多地使用直译的方法。直译与意译是两个相对的概念 ,它们虽然在形式上不同 ,却共同服务于同一翻译目的。直译与意译的相互结合及交替使用才是翻译的正确道路。     

浅谈翻译中的风格再现——《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

文章旨在探讨翻译中的风格再现问题。简要论述了风格的可译性,列举了刘宓庆提出的三种风格符号换码模式。基于这三种模式分析季羡林的《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和张培基的英译本,发现英译本在重现原文风格上存在缺憾,无论从语域层面、词汇层面还是修辞层面来考虑,均没有达到与原文的契合;并为更好地再现原文风格提供了一些修改建议。     

跨文化因素与商务英语翻译的准确性

文章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照翻译中的准确性标准,分析了影响商务英语翻译的跨文化因素,从商务活动、商标两个方面阐述了跨文化因素对商务英语翻译准确性的影响,指出只有正确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才能准确地做好商务英语翻译。     

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对原作文体风格传译的影响

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为分析阐释翻译中导致原文文体变形扭曲的一些目的语文化语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一文体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文体形成；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翻译中一股巨大的影响力量，左右着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的翻译过程，从而会影响原文本在翻译中的命运。文章探讨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文体风格传译的制约和影响。     

鲁迅与劳伦斯·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的比较

鲁迅和韦努蒂分别是东、西方异化翻译的倡导者。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异化翻译理论，因此他们的异化翻译观既相似又相别。他们的相似之处表现为两者的异化思想都受到了德国翻译家施德莱马赫的影响，两人都用异化思想指导实践；他们的相异之处则表现在两者的异化思想提出的背景及主要目的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们对异化思想的论述都带有各自时代的鲜明特征。     

译有恒数——《无名的裘德》译后

中国翻译界曾有"翻译无定规"之說,以为翻译全凭译者对原语和的语的修养和累积的实践经验。按照这种观点,翻译学无需建立,高校创办翻译专业实属多此一举。通过对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的翻译,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翻译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也要讲究一些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