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对旧理学的超越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成果,新理学既是程朱旧理学的继承,又是它的新发展.本文在简要说明新理学对旧理学的继承、全面评述新理学的主要思想的基础上,着重从新理学之新与新理学之妙两个方面论述了新理学对旧理学的深化.     

宋理宗与理学

宋理宗尊崇理学,凭借皇权把理学确立为统治思想.前人对理宗尊崇理学的历史过程和影响做过一定研究,但还不够全面、细致.宋理宗理学思想产生的渊源、尊崇理学的阶段性以及理宗与理学和理学家对立统一、错综复杂的关系,值得探讨.宋理宗的理学与理学家的理学是不完全一样的,理宗对理学抱着实用主义态度,并非真践实履,同时理宗时代理学已暴露出较严重的空谈性命的弊病,预示着理学在走向顶峰之际就是走向衰落的开始.     

略论清初汉学宋学的分化

清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理学盛极一时。但这时的理学已日趋僵化,理学界弥漫着盲从、迷信、虚妄说教的风气。理学地位的独尊和学术的苍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状况引起众多学者的不满。他们从学术的角度,通过考据、辨伪来证明宋学错误,进而攻击程朱理学,为汉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理学与晚宋士风

晚宋时期,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地位。受理学影响的士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迂腐理学之士,二为虚伪理学之士,三为实用理学之士。相应地,理学对晚宋的士风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理学既促成了晚宋奔竞之风、空谈之风、变节之风的形成,又促成了晚宋忠义之风的形成。从晚宋的历史实际来考察,理学对士风的影响,应该是不良士风占据主导地位。理学对晚宋士风的影响与作用要辩证地对待与分析。     

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叶适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由推崇理学到反对理学的重大转变,其晚年对理学的批判系统而深刻。他否定了理学的儒学正统地位,揭示了理学的本质,指出了理学的虚妄,批判了理学的极端化倾向,驳斥了理学的经义,又以完整的事功学说与理学抗衡。经过叶适的发展,南宋反理学思潮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陇之学”的形成与建构

“关学”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著名理学学派,在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明清时期的甘肃产生了不少理学家,其理学著述与理论,大大丰富了“关学”内涵,其理学建树与成就,在我国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师承、学缘、学统、精神品格几方面而言,甘肃理学与关中理学一脉相承,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理学统绪中的西北支脉,与东南理学遥相呼应。与其将西北理学支脉各自称为“关学”或“陇学”,不如将其合二为一,称之为“关陇之学”,使时间跨度与地域空间更加广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富有学理意义和文化价值。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程朱理学与晚清社会

晚清时期,程朱理学并不以哲理思辨见长,但局势的动荡却突显了它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清政府以理学为官方哲学,士大夫以理学为进身之阶、治平之器,民间则以理学为文化宗仰、道德法则。然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既为理学信条所束缚,又极力对之加以维护。可见,理学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心性玄谈或愚民之术。这一切,显示出理学具有多重面相,也反映了旧学在当时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崇理学与反理学及汉学——康乾江南思想文化概略之一

清代康乾统治者大力宣扬程朱理学 ,却并无理学哲学的建树 ,只是理学的回光返照而已。相反是反理学的思想成为清代哲学的精华。乾隆以后理学让位于汉学 ,汉学成为清代学术主潮 ,崛起了乾嘉学派。其中惠栋吴派盲目从古 ,且不废理学 ;戴震皖派则具有怀疑精神 ,又与反理学相连系。但汉学与理学一样脱离实践 ,又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亦是必然的     

中日史料所见郑成功与郑彩关系考释——以《华夷变态》为中心

Hua Yi Metamorphosis by Lin Shu and his son of Japanese Jianghu times confused Zheng Chenggong with Zheng Cai for three times. The author makes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Chenggong and Zheng Cai by referring to Shijing Genealogy of Family Zheng compil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also points out the reasons of the mistakes and corrects the various false judgments of their relationship recorded in the Sino-Japanese documentation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The stud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Chenggong and Zheng Cai     

试论《说文解字》“读若某”并非“音近注音”——从段注“音转”看《说文解字》正篆与读若字异部的问题

《说文解字》中正篆与读若字异部而段玉裁注音转者, 有正篆音转和读若字音转两种情况。上古音转会导致一字多音。在正篆与读若字构成的注音框架中, 要么是正篆音转, 读若字分注其不同的读音, 或只注出其中一音; 要么是读若字音转, 用转音给正篆作注。两种情况都是同音作注。在读若字注出转音或者用转音作注的情况下, 从古音系统归部的角度看, 正篆与读若字双方是异部的。     

郑珍对《考工记》车舆系统的图形述说

郑珍《轮舆私笺》二卷专为注解《考工记》之轮人、舆人、轿人三职，另附《轮舆图》一卷，共有图九幅。其中三幅为郑珍所绘，另外六幅为其子郑知同所绘，而郑知同也只是将其父郑珍的文字叙述变成了更为直观的图形解说，图之精髓仍在郑珍。择其中之《牙围图》、《毂辐牙合材图》、《车舆全图》和《轿合衡度数图》四图进行解析，不时切换古车制系统之轮牙、车舆、车毒舟的空间概念，可见郑珍对《考工记》之车舆系统的图形述说。     

“正义”流变考

"正义"本是儒家经典的专用词.开始用"正义"作为阐释体例和文本题目的是唐初由官方认定的<五经正义>,意在止息纷争,整序人伦."义疏"是"正义"之源,"正义"是"义疏"的成熟形式.<五经正义>后,"正义"成为并非限于儒家经典阐释的一种常用的体例形式,而且又衍生出一些变称.自南宋初年浙东荼监司合刻注、疏之后,学林亦称"正义"日疏.其体例也由原来的单疏本,变成注、疏合刊本.     

“新筝”之“新”：古筝改革的成功探索

古筝从最早的“五弦筑身”发展至今，并受各界人士喜爱，其生命力在于它的不断改革和创新。分析了古筝改革的历程，将新筝与古筝进行了对比，认为从古筝基础上改革来的新筝适应了古筝艺术的发展潮流，它的诞生是古筝改革的成功典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杜子春音和二郑音的音义匹配

杜子春音和二郑音,无效音切的比例相当高。除读为外,杜子春音和二郑音都不是杜子春和二郑注的,而是陆德明注的。     

“郑声淫”意义阐释

《诗经》不仅反映了当时“饥者”之苦、“劳者”之辛,还反映了“爱者”之情。从《郑风》之诗、“郑声”之谓、“郑声”之“淫”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一为孔子所言“郑声淫”意在“声之过中”而与淫乱无涉,一为“郑声”的抒情指向实属“爱者歌其情”。从中或可意会孔子重礼亦重情的论诗思想。     

一个"量力而行、相时而动"的图霸之君——郑庄公新论

学界历来对郑庄公多有讥评责难,这中间无疑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偏见。实际上,郑庄公是春秋初年一位具有相当成熟的政治眼光和治国才能的杰出人物,他在一定程度上开启并体现着春秋初叶这一变革过渡时期的历史风貌;也正因为如此,郑庄公成为了《左传》作者正面肯定的对象。这不仅符合郑庄公的实际,而且也表现了《左传》作者作为一位具有进步历史观的历史家的眼光与卓识。     

《左传》郑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左传》郑人赋诗具有与他国不同的鲜明特色,他们的赋诗多出于《郑风》,而其它各国赋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郑风》在当时又是遭到批判的,可以看出郑人对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以男女欢爱喻君臣相得不仅能起到“微言相感”之功效,而且使外交谈判中的氛围显得轻松而愉悦。     

春秋郑器与兵方壶论释

春秋郑器"与兵方壶”非常近似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和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龙耳虎足方壶,同李家楼墓的莲鹤方壶也多共同之处.原来可能有两件,另一件现尚隐藏未出."与兵方壶”有铭文76字,约作于郑成公、厘公之世,也可能再晚些,到郑简公的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