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安文学的西部书写

以“三曹”与“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上承《诗经》、《楚辞》以来中国文学之精华,下启唐风、宋韵以后中国文学之新貌。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家都是东部人,而他们的向西开拓,则建构起了汉唐之间“骨气奇高”、“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健将除孔融外,几乎都将文学描写的目光投向了雄奇壮美的蜀道沿线,曹植、王粲、陈琳、阮、徐、应等先后随曹操到过关中与汉中,曹操与王粲、陈琳等深受西部文化的影响,西部文学的书写成就最高。建安文学的描写地域由东部扩展到了西部,使秦汉豪放雄浑的开拓精神与建安文学的建功立业精神相融合,进一步扩大了建安文学的影响。     

论"三曹"与建安文学风气的形成

建安前后,以“三曹”为核心形成了浓郁的文学风气。“三曹”凭借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聚集大批文学人才,并创造了适合他们施展文学才能的条件;“三曹”自身也都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在带动其他作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才使建安时期的文坛出现了独特繁荣的景观。     

曹植与五言诗

一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在群星灿烂的建安诗坛上,曹植是一颗最耀眼的明星。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建安”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核心,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著名诗人,诸如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踽、徐幹、应场等,即所谓“建安七子”。三曹与七子,他们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都运用五言体这种带有歌谣特点的形式,以慷慨悲凉的基调,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咏唱建立统一局面的理想,形成了“建安风骨”。不过,以成就最大的三曹而言,他们也还各自有所侧重的:曹操使四言诗重新放出了光彩,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四言佳作;曹丕对七言诗的发展有贡献,他的《燕歌行》是我国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而曹植则使五言诗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对推动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迄今我国最完善的一部七子总集——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评介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集中代表。辑校编纂他们的文集,是研究建安文学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继曹操、曹植、王粲的集子整理出版之后,中华书局又推出了郑州大学中文系俞绍初先生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作为国务院十年     

三曹的个性特征及散文风格

“三曹”是建安诗坛的主将,也是建安散文的重要代表。他们的散文创作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都具有一种“通脱”的特征,但由于他们的经历、性格、气质都有所不同,因此在散文创作上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本文从“三曹”的个性特征入手,具体地论述他们在散文创作上的不同:曹操的冷峻峭拔,曹丕的平和儒雅,曹植的情浓气盛,并指出个性对形成他们散文风格的重要作用,从而肯定他们对建安散文发展的极积贡献。     

论建安游宴诗的兴起——兼论《今日良宴会》的作者

游宴诗是最早兴起的五言诗歌题材,游宴诗开启了其他各类题材的写作,共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立;《今日良宴会》应为游宴诗兴起时其中的一篇,其宴会应是建安十七年曹操吟唱《短歌行》的铜雀台宴会,“新声”指的应是铜雀台以来的清商乐,“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应是曹植的断章逸文,“令德”指的应是曹操,《今》诗的大多数诗句,都可以在曹植诗中得到印证。     

“周瑜破曹”说的偏颇

“周瑜破曹”说的偏颇崔吉学爆发于东汉建安十三年冬天的赤壁之战，是一场改变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力量对比，导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重大战役。曹操发动了战争，又以惨败而告结束。那么，击败曹操又当功归于谁呢？“周瑜破曹”──亦即周瑜击败曹操，这是历来盛...     

毛泽东对曹操诗的偏爱及其原因

毛泽东对于曹氏父子的诗 ,尤其对曹操诗特别的偏爱。他作诗常用曹操的事迹和诗句 ,他高度赞赏和评价曹操诗 ,他常常吟诵和向人推荐曹操诗。这 ,与毛泽东从政治家视角观看曹操诗 ,与毛泽东从建安文坛总体上把握曹操的功绩 ,与毛泽东所欣赏的诗风 ,与毛泽东不囿于传统的贬曹倾向等等 ,不无关系     

三曹诗歌之读者批评范式刍论

在考察建安文学之读者接受史过程,不难发现历代读者接受三曹诗歌所形成的接受范式,即“以道德伦理评诗”、“以史证诗”、“以感悟言诗”、“以章句解诗”,这几乎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甚为常见的范式。这一中国式批评范式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受众的文化心态有密切联系。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尊崇权威的心理定势,乃这种文化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曹王”、“曹刘”辨

建安时代“俊才云蒸”,邺下聚集了“盖将百计”的文学之士,其中以三曹、七子、蔡琰最为特出,三曹更是处于领袖群英的地位。然自六朝迄于明清,被文学史家频频称引者,却大抵是曹植、王粲、刘桢三人。三人时被并称,但在多数情况下却是以“曹王”、“曹刘”的组合形式出现,且往往被分别视作建安文坛的代表。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曹、王、陈、阮……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隋书·文学     

《三国志·魏书》札记（之一）

《武帝纪》史文对曹操的称谓《武帝纪》史文对曹操的称谓，有“太祖”、“公”、“王”三变。建安元年（公元196）冬十月之前，曹操的官职均在三公之下，而且变动较多，如果以实际的官职来作称谓，纷繁的名目将使读者为难。此外，这些中低级官职，也与曹操作为曹魏王朝奠基者的显赫身份不甚相称。因此，陈寿便以《武帝纪》起头的“太祖”二字，即曹操后来的庙号称呼之。建安元年冬十月曹操升任司空，自此开始史文改称“公”。在当时，     

魏晋南北朝文学举要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整体风貌,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魏和西晋文学,第二个时期是东晋和南北朝文学。魏和西晋文学经过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四个不同的阶段。众所周知,建安文学不限于建安(196—219)年间,而特指汉末魏初时的文学。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主要作家有“三曹”、“七子”和蔡琰。他们以五言诗取代了两汉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辞赋,开拓出一个诗歌繁荣、群星灿烂的新局面。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无疑是历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人物,作为诗人,他又确实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杰出人物。曹诗共二十余首,全是乐府诗,借乐府旧题反映汉末动乱的社会生活,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的《薤露行》、《蒿里行》是汉末社会的     

论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

<正> 一建安时代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建安,是东汉末献帝的年号。它起自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建安元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汉政权名存实亡,曹操成为北中国的真正统治者。建安二十五年,六十六岁的曹操卒于洛阳,曹丕随即废掉汉献帝年号,改新王朝称魏。但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时代”,并不严限于这二十四年。它实际上是指汉末魏初约半个世纪的动乱岁月。建安文学,是以“二祖陈王”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为中心,以“建安七子”及其他重要作家为辅翼而形成的邺下文人集团,所共同创造出来的。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有一段说明:“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     

关于邺下文人集团的构成

建安文学即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即“三曹”“七子”的文学，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三曹之文学自不待言。“七子”之说源于曹丕《典论·论文》，然曹丕初衷只在试图昭明新故友朋文章之不朽罢了。终观建安文学“彬彬之盛”，自非“三曹”“七子”所能涵盖     

刘勰论建安风骨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220年),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文学”,大抵是指曹操、曹丕、曹叡(魏之三祖)当政的这段时间所产生的文学。建安文学上继《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下开光辉灿烂的盛唐文学之先河,“兼笼前美,作范后来”(黄侃《诗品讲疏》),千百年来,每每为人们所称道。     

从民间乐府到文人乐府的华彩转身——论“三曹”诗歌对汉乐府民歌的继承与发展

“三曹”是中国诗坛上声名显赫的父子兵。他们以独具特色的乐府诗创作，引领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为中国五言诗歌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三曹”诗歌继承了汉代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经验，再经过改造、创新，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他们“缘事而发”却更见慷慨悲壮、刚健雄放；“感于哀乐”却更见情浓意切、细致深婉；言志讽时更重诗歌...     

“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以游情”──曹操、曹植的登高创作

“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以游情”──曹操、曹植的登高创作裴登峰一我国文学中以登高为题材的创作从《诗经》就已开始了。“乘彼垣，以望复关”①是登渴望远念所思，体现出缠绵悱侧的情感。“陟彼高冈，我马玄黄”②为怀人之作。诗中主人公想象“我”在山地跋涉、人困马乏...     

论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兼论《怨诗》的作者

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由建安时代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促成,必然因素由建安的时代文化氛围所决定,偶然因素由发生在建安中后期的三组事件引发。五言诗最早的女性视角写作是曹丕与徐干。曹、徐之作,呈现了由男子视角向女性视角转型的过程。传为班婕妤的《怨诗》,也应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曹操与建安文学——兼与刘知渐同志商榷

以政治家、军事家著称的曹操,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自汉灵帝中平六年(189)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前后凡三十年间,他“登高必赋”,创作了一些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章;他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对建安文学的繁荣以至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了倡导、扶植与推动的作用。今年刘知渐同志在《评郭沫若的<替曹操翻案>》(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以下简称“刘文”)一文中,认为曹操的作品     

曹丕《与吴质书》解读

三国是文学灿烂多彩的时期，因统治者的提倡，文人学士地位得以提高，个人的创作受到重视。“通脱”的文学个性，造成了建安时期文学的辉煌。“三曹”、“建安七子”虽地位不同，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他们常常集会，开展文学活动，都成为名噪当时的文学大家。贵为太子的曹丕，一封《与吴质书》用优美的骈句，体现了“清绮”风格，是古代骈文的优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