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反映了东晋末年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深刻反思,为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重大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问题——关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的再思考

佛教中国化的课题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也是观察当代中国佛教文化有高度学术意义及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如何在当前新时代宗教中国化的总体方向下深入拓展佛教中国化议题的学术内涵,深度及广度,构成当代中国佛教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挑战。为此本文通过重读前贤的论述,厘清佛教在地化及中国化的内在动力源于佛教中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系统论证从印度大乘经典的思想建构,到中国古代佛教的义理诠释,无不融贯对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认识与理解,为基于佛教内部视点深入评估佛教中国化议题的思想方法,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学术思想基础。     

论初期的大乘佛教及其学说

早期大乘佛教是东方哲学史、文化史研究中的难点之一,它的起源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必须依靠汉译佛典来进行是它的突出特点。一方面大乘佛教把唯心主义的思想推向了神秘主义的信仰高度,另一面它又具有世俗化的思想内涵。无论在印度哲学史的探究方面,还是在中国哲学史、佛教史的研究领域,都是一个需要理清和打通的认识环节     

太虚对“真如熏习”的阐释及其理论意义

“真如熏习”概念出现于《大乘起信论》,在近代唯识学复兴运动中,围绕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王恩洋与太虚法师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性宗”“相宗”之争在近代的延续,彰显了双方对于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的不同立场。太虚的“真如熏习”观体现了圆融开放的佛教观,对我们思考中国佛教的思想特质和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不无启发。     

"会三归一"与"开权显实"——《法华经》中的"宗教对话"思想及其在天台宗中的运用

"宗教对话"是当代宗教界和宗教学界的时髦话题,这个话题原本是在基督宗教的主导下提出来的,但后来也得到了其他宗教的响应.不过,"宗教对话"本身并非是什么新事物,印度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发展到大乘佛教时便主张"宗教对话",而以大乘佛教为基础的中国佛教在"宗教对话"的思想和实践上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文分析了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的"宗教对话"思想以及依据<法华经>而成立的天台宗调和大小乘以及会通儒佛的"宗教对话"理论和实践.基督宗教的"宗教对话"思想是应景的、外置的,因为<圣经>中并没有什么"宗教对话"思想,而大乘佛教的"宗教对话"思想则是内在于佛经因而就是佛教教义本身.     

佛教哲学的生态诠释与拓展——以虚云和尚思想的生态诠释为例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应将佛教生态思想与佛教自身的根本价值追求、基本理念结合起来进行。对虚云和尚思想的生态诠释可以从佛教生态哲学的解脱论、缘起论、觉悟论和实践观四个方面进行。虚云和尚思想中包含的生态环保意蕴既体现了佛教生态思想的一般内涵和特征,同时也吸收融合了传统儒道思想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人文精神,从而为当代佛教生态哲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础。虚云和尚所承继的禅学思想本身是印度佛教思想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与传统儒道思想交流融合的产物,与此相应,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同样应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吸收融合西方生态文化思潮中的合理内容,拓展自身的理论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佛教生态哲学思想体系。     

圭峰宗密的本末之辨

圭峰宗密撰成<原人论>一文,运用判教的方式对儒道二家及佛教内部的各种解释一一辨别.宗密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儒道二教关于人之本原的究竟之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诘责.但从回真向俗、入世化民的角度上,宗密又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儒道二教及本原的理论.佛教的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在宗密看来,也都不是究竟之论.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以"一切有情"普遍具有的"本觉真心"为人的本原,这才是佛教内部各种教门的合理性.圭峰宗密的本末之辨是华严判教在教理阐释中的运用与发展.     

佛教的中道思想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中道思想在佛教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体现了佛教根本的思维特征,也表现为一种重要的实践伦理规范。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中道思想贯穿了佛教的历史,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获得新的蕴涵,表现出佛教思想的开放性和深切的现实关照。中道思想与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理念相符契,其独特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认识论意义、伦理实践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方面。     

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佛教词语对汉语的影响

汉语的词汇量非常的丰富,这与汉语对其它民族语言的吸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佛经在鸦片战争之前对汉语的影响最为巨大。汉语中有不少词语是来源于佛教,其佛教色彩一望即知,并且对汉语的文化、词汇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

在历史上,中国佛教对古代科技发展产生过很大的作用和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总起来说佛教的作用是强烈的阻碍作用",这未免失于偏颇。中国佛教具有三个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特点,并通过四条主要途径介入和影响了古代科技的发展,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主要起到了积极的和促进的影响。     

“天竺之路”与“天台之路”：中国佛教的抉择——兼谈玄奘在中国佛教中地位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两位伟大僧人,玄奘和智顗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佛教道路,其中玄奘走的是＂天竺之路＂,他远赴印度取经学习并最终成为印度佛教唯识学专家和佛经翻译家,而智顗走的则是＂天台之路＂,他来到天台山隐修以寻求适合中国人的佛教解脱法门并最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与玄奘只是照搬印度佛学而毫无创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顗表现出了佛学上的巨大创造力,开启了中国佛教创造自身中国化模式的大幕。中国佛教正是在选择智顗模式而抛弃玄奘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发展壮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对于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还远不如智顗,尽管玄奘比智顗更具知名度。     

天台智(岂页)对法华妙理的开展

天台智的巨著《法华玄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诠释《法华经》之旨意的精妙,更体现在其围绕着法华妙理,而开展出中国佛教得以成立的完整佛学体系。同时,各种佛教理论亦得到了归纳、整理、总结和发扬。故此,学人欲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教理和教义,《法华玄义》不失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足以从中一窥中国佛教的精髓。     

简论中国化的佛教人本思想蕴涵——以禅宗为例加以说明

传入中国后的佛教经过外来僧侣与中国历代高僧以中华本土文化对佛教教义的诠释和创新,主要是以儒家学说对其伦理化、世俗化的改造,到唐代,已经派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宗派。佛教中国化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具有了“人本思想蕴涵”。探讨中国佛教具有人本思想的原因、表现形式等问题,无疑是新时期我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学术价值。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经典、观念和方式三个方面。《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及《父母恩重难报经》等都是提倡孝道的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佛教信众看来,劝亲信佛、出家修道、慈悲为怀等都是在尽孝道。儒佛两家在如何行孝上有着重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对立,而是对中国行孝方式的丰富和发展。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是我们今天弘扬孝道的宝贵资源。     

隋唐时期的儒释交游

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变迁、大交流,在中国文化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佛教继续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利用隋唐时期佛教典籍以及前贤研究成果,讨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佛教的交流与互动,并臻于极致,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全面接受佛教,与佛教的交流也更加深入,对后世影响久远。     

中国佛教史上第一篇孟子学文献——《牟子理惑论》新探

东汉末年,浮屠、黄老为一家,神仙家异常活跃,而佛教初来乍到,社会影响小。牟子皈依佛法,又三教并重,十分重视孟子。《牟子理惑论》有实名涉孟语句6例、显性——匿名涉孟语句11例、孔孟并称4例,不仅文献学指标高,而且思想史分量重。孟子的许多思想及语句,尤其是距杨墨、辨夷夏、权时地等核心观点,得到《牟子理惑论》智慧的理论阐释与有效的实际运用,并藉以服务于佛教的自立及其中国化;牟子不仅以孟援佛,还多次并称孔孟,试图在大思想史上提升孟子的地位。《牟子理惑论》既是东汉重要的孟子学作品,也是交州孟子学的代表作,更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篇孟子学文献,其在孟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苏轼诗词禅学思想及人生观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的旷世奇才,又是经历磨难最多、生活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受禅学思想的影响,其创作充满了禅思哲理。他的许多诗词中融入了“随缘”“超脱”的禅学思想,阐述了顺应自然、傲视苦难、通达乐观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