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适度的政府财政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

我国过去几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了国内需求,推动了经济增长,它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积极财政政策也使得我国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日益攀升。在国债最终要通过税收收入来偿还的前提下,政府财政支出的过度扩张在长期中可能影响到内生经济增长,巴罗模型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对于我国在“十五”期间的财政政策选择可能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欧债危机的救援困境及其对欧元区的影响

欧洲国家的赤字和债务超标导致其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而爆发欧债危机。"自救"存在短期内是紧缩财政还是振兴经济的两难选择,"新债换旧债"会增添未来债务偿还压力;"外援"则陷入需要协调德法立场以及IMF贷款具有条件性的迷局。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不大,但敲响了欧元区不平衡发展的警钟。     

我国国债的可持续性研究

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国债政策已成为政府进行需求管理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债务中性理论在中国不成立。因此,要维持国债的可持续性,就必须使国债发行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只有这样,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一直保持正向效应。根据近期中国的系列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无特殊外部因素的扰动下,国债负担率稳定在约25%的水平将使中国国债具有可持续性。     

人口结构变迁、福利制度错配与主权债务适度规模

老龄化和高公共福利支出是影响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债务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医疗保障与养老金支出作为刚性财政支出无法形成税收,债务融资成为政府弥补财政缺口的主要手段,同时脱离了经济发展约束的福利制度进一步恶化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基于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理论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公共福利支出的增加将扩大政府债务规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抚养比、养老金替代率等指标对债务规模影响显著。此外,债务负担率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欧洲国家,人口与福利指标对负债的边际影响更为强烈,这种差异来自于不同阶段的老龄化成本和人口结构变化速度,印证了主权债务规模应适度。     

公债的负担分析

公债是政府依据信用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它形成了政府的债务.政府借债必须承担偿还的义务,但政府不会是公债负担的最终承担者.那么公债负担的最终承担者是谁,要从公债及公债本息偿还的资金来源来分析,而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国家国债偿债基金.     

基于商业银行视角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地方政府债务可分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根本成因是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缺口",省、市、区间的竞争与官员考核制度也促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加大。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显性规模不大,但根据相关研究和信贷实践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较大。目前地方政府融资方式以发行政府债券、PPP项目和政府购买服务为主。地方政府债务总体规模大、与地方财务不匹配,导致偿债风险;部分地方政府隐性融资、违规融资规模大,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业务合规风险。地方政府类融资对商业银行来说,整体信用风险较小,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应提高合规意识,学习监管政策要点,规避合规风险,全面掌握辖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投向与偿债风险等。地方政府应在熟悉掌握监管政策的前提下,采用合法、合规方式融资。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会计系统改进探讨

自2008年末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国内各级地方政府的资金需求日益扩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与负债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的局面。从审计署2013年底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得知,截止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举借主体中,融资平台公司占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的37.44%、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的33.14%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的46.36%,这表明融资平台公司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主要举债主体。但是现阶段融资平台公司会计系统不能很好地反映其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会计信息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且信息透明度较低［1］。本文拟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主体、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等四个方面的改进进行探讨。     

地方基层政府债务治理:压力、障碍与对策

地方政府债务的逾期、违约,在形成地方财政巨大压力的同时,强化了地方财政运行风险。清理债务、化解风险必须从透析其所面临的障碍着手,明确债务主体与债务责任,增强偿债意识;建立财政偿债基金,完善债务偿还机制;统一政府债务管理体制,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公平的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之路——农村集体债务的来源及其化解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农村的推进都有可能增加村集体债务。借助于有关地方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通过实地调研,文章提出在村集体增收困难,政府财政投入有限的制约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的提升可能会形成新的集体债务。对此,需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建立农村管理与服务的财政支持保障机制,防止无条件的达标与考核,以防止村集体化解旧债的同时再增新债。      

中国国债的现状分析与政策展望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底中国实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持续攀升,财政风险开始显现。今后我国国债政策的取向应是：继续确保国债为保增长、调结构等发挥重要作用,坚持国债市场化发展大方向不动摇。同时,要吸取欧债危机的教训,把控制赤字和国债规模目标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优化国债结构,减轻债务负担;有效管理和控制隐性债务及或有债务;建立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监控机制,实现国债政策的可持续发展。     

公办高校债务化解的政府责任及对策研究

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干预越位、投入不到位和监管缺位,致使高校债务问题逐步形成并愈演愈烈,公办高校沉重的债务负担已成为当前影响和制约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应由政府主导高校债务危机化解,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政府直接介入债务化解、政府支持和鼓励高校多渠道筹资等途径来解决高校的债务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地方政府对资金的需求增加，除了中央政府转贷的债务外，地方政府开始举借其他债务，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暴露出一些管理问题。一是地方政府举债无节制，缺少制度法规，使政府债务管理比较混乱；二是没有规范的报告和披露制度，脱离了上级政府和同级人大的监督。针对这些问题，从政府债务应纳入财政预算、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建立审批程序、举债收入使用范围和偿还责任等方面提出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和机制建立的设想。     

地方公债制度建立探寻

目前 ,尽管我国有关法规只允许中央政府举债 ,即国债 ,但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不管是来自正规渠道 ,还是非正规渠道 ,普遍存在大量债务。地方政府公债是国家公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举债权是各级政府应有的财权 ,我国建立地方公债制度已有可行性。设计地方公债制度 ,包括地方公债监管制度 ,地方公债发行和偿还制度 ,地方债款投资项目和风险防范制度。     

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融资困境、债务风险与对策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投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投资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一方面,我国过去的公共投资领域累积了大量的政府债务,另一方面,未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仍需保持较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而融资困难多、债务风险大是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急需解决的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规范投融资行为、整合资源、分类控制,从而缓解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融资困境、系统控制政府债务风险。     

不同投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我国东西部地区为例

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借债融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逐渐普遍,由此引发了政府的债务问题。基于2013年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投向的政府性债务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投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投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尤为明显,但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投向土地收储的地方债务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显著的抑制作用;投向民生建设的地方债务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投向工业农业建设的地方债务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税费改革带来的难题解析

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问题是:乡村负债难以消化,″普九″发展受阻,基层政权组织的运转困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暴露了农业税制度缺陷。对策是:限期解决乡村负债,加大国家转移支付力度,撤消乡政府层次,初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化解″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利益矛盾,提高基层干部领导经济的水平,实现农民减负增收、教育发展和基层政权等公共产品的正常运转。     

我国国债风险指标及其可持续性分析

国债作为一种国家信用行为,其发行规模的适度性会引发国债的规模风险、市场风险和使用风险,衡量国债风险的指标包括政府财政的应债能力和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为评价国债风险对政府财政能力和国民经济的影响,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分别使用公共部门偿债能力法和新古典偿债能力法对中国现阶段国债赤字率、债务率及其可持续性进行测算、分析,并得出相关的结论.     

负债水平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了居民家庭可能陷入财政危机的状态,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居民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负债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债规模扩张显著提升了家庭经济的脆弱性,资产负债率每增加1个标准差,家庭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约增加0.91个百分点。居民健康状况、应急储蓄在负债与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家庭负债的增加,会导致户主健康状况恶化,降低家庭应急储蓄水平,从而加剧其经济脆弱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排斥,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更差,家庭经济脆弱性更高;同时,领取政府补助和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家庭经济脆弱性更低。因此,政府应当重视引导居民家庭合理负债,构建更加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必要时提供适当的应急储蓄,以提升居民家庭的总体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