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诗性审美的生存方式

“游”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一种诗性审美的生存方式；“游”也是一种文化模式．一个极具特色的美学范畴。     

怨恨·颓废·回瞥——对魏秀仁《花月痕》中现代性体验的解读

“晚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难以定位的“乱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晚清小说折射了晚清一代中国人的想象和认同,对历史的体认及对自我的理解。文章从现代性体验的角度来重新切入《花月痕》这部被人遗忘的晚清重要小说,考察这部“乱世飘零文本”中所蕴涵的怨恨、颓废、回瞥等现代性因子,并以此作为晚清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文学“表征”,烛照晚清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及其排遣的历史方式。     

后实践美学的审美超越论及美学意义

审美是人类自由的生存方式,是对存在意义的体验与理解.审美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和超越.审美超越何以可能,则是理性的哲学追问.后实践美学以生存一存在论为哲学基础,以审美体验、理解和解释为方法论,系统地探讨了审美超越何以可能的问题,体现了理论的思辨性、体系性和创造性特征.它以“接着讲”学术态度,克服了中国文论面对西方话语的“失语症”状态;它冲击了实践美学的权威地位,推动了与新实践美学和存在论实践美学的多元论争;它接续了中国现代美学哲学形上学的研究进路,使当代美学中断已久的哲学思维重现于审美领域.     

张岱暮夜书写的城市空间及美学追求

暮夜书写是张岱小品文的重要题材,显示了张岱对城市暮夜生活的审美偏好,是研究张岱乃至晚明文人城市审美的一个较新视角,具有时代与个人的鲜明特色。张岱多样化的城市“夜游”体验营构了不同的城市空间：他以“闲逛”的方式体验世俗公共空间的喧嚣之美,对冲破传统平和美的沸腾美感表达了由衷喜爱,“物性自遂”代表了他这方面的审美理念;张岱更以“沉浸”的方式品味私人诗性空间的孤寂之美,在“一往情深”的个性化审美活动中实现对人生空幻的超越。张岱的城市暮夜审美展现出丰厚的层次感,反映出晚明文人城市审美需求的多样性。“夜气”是始终贯穿于张岱城市暮夜书写的美学追求,在清静灵明的“夜气”中寻求对人的本真的回归,并提升至“冰雪之气”的美学人格建构,更是张岱城市暮夜书写的深意。并且,张岱于喧嚣中保持心灵的静气,于雅俗间维持身心平衡等城市审美观念对现代人也多有启示。     

“悟”与“思”:中西审美体验之比较

通过“悟”与“思”这两个重要的美学概念 ,可以透视出中西方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本文从“悟”和“思”的源起及其进入审美体验领域的发展过程 ,审美体验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审美主体的思维特征 ,审美体验的本体以及中西两种审美体验方式差异之根源等方面进行论述。“悟”与“思”留给我们的启示有二 :一、在“全球化”业已来临的时代 ,中西美学势必出现融合的趋势。二、在美学的重建上 ,中西美学不约而同寻到了“诗化之路”。     

晚清学海堂文人群体群聚组合的地域因缘

围绕着学海堂聚合起来的学海堂文人群体,确立了新的身份认同与主流文化圈的构成,象征着晚清广东学术格局的新变。在学海堂文人群体群聚组合的过程中,地域的纽带是铺展和联结起这一群学人最为天然且坚韧的因素。考察学海堂人的籍贯、师从、交游等,归结出地缘、血缘、学缘这三个基本的因缘关系,探析地域机缘生发的牵绊对于学海堂文人群体聚合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借此一窥晚清省城学术文化生态的融构。     

流转在艺术空间的听觉：中国古典“听泉”审美意象及其景观建构

中国古代文人对泉的审美体验经历了从形、色到声响的衍变,“听泉”日益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休闲体验方式。听与心灵相联系,“听泉”在古文人的情感投射与不断吟咏中转变为富含闲逸之情的审美意象,并形成“夜间闻泉”与“隔物听泉”两种审美范式。“听泉”由诗歌蔓延至绘画与园林,在诗歌、绘画与园林艺术空间不断流转往复,完成诗意景观的审美建构,成为文人追求闲情逸趣与诗意生活的美学符号。“听泉”意象的形成及其休闲审美内涵,展现了古代文人的听觉审美情趣,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听觉审美文化。     

从实践本体论哲学到个体生存论美学：王国维“感悟诗学”的构建

王国维对旷世命题——“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求索,借助的是一种存在论哲学(美学)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立足于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直观说,并吸纳了感悟体验等本土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和再造,重构了一种具有潜哲学和超美学形态的“感悟诗学”,以参悟生命的诗性哲思解答了存在的意义。王氏对“可信”“可爱”的探求,是从实践本体论哲学走向个体生存论美学的必然结果。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的历史价值

李尚迪是i9世纪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具有两国文化交流“史”的价值。李尚迪与晚清文人的交流,延续和拓展了两国文人的情感空间,促进和加强了两国在朴学、金石学、书法和绘画等方面的交流,提升和扩大了朝鲜汉诗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并为两国诗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作为晚清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传播者,李尚迪是晚清中朝文人交流的历史缩影,同时,在他与晚清文人进行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彰显了“他者”的存在,也确证了“自我”的价值。     

怨恨·颓废·回瞥——对魏秀仁《花月痕》中现代性体验的解读

晚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难以定位的乱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晚清小说折射了晚清一代中国人的想象和认同,对历史的体认及对自我的理解。文章从现代性体验的角度来重新切入《花月痕》这部被人遗忘的晚清重要小说,考察这部乱世飘零文本中所蕴涵的怨恨、颓废、回瞥等现代性因子,并以此作为晚清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文学表征,烛照晚清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及其排遣的历史方式。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晚清关于缠足影响国家富强的争论

缠足影响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反缠足运动的主要思想依据,但晚清知识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一观念初由传教士发其端,甲午以前并未引起士人的多少关注,主要的思想交锋是在外国传教士及受其影响的中国教徒之间展开.甲午后,缠足影响国家富强的说法日渐流行,争论逐渐在中国士人间展开,特别是在反缠足运动积极开展的南方地区,争论显得尤其突出.新政时期,类似说法已非常流行.官方和民间都有很多人改变了以缠足为琐屑的观念,承认它影响了中国的富强.但争论仍在继续,并逐渐逾出南方而扩大到北方地区,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争论.     

浅析《老残游记》叙事视角的文化涵义

晚清小说中出现了大批不同于传统叙事风格的新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同的叙事向度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小说的顶峰之作,其文本书写模式值得深入探讨,其叙事视角的复杂性,在当时小说文本中具有代表性。《老残游记》运用的视角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一种＂有限视角＂模式,但＂视角越界＂现象也存在不少,对这种＂视角越界＂并不能武断地进行否定,而应该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对其进行深层的探究。     

“世界新剧”《新茶花》与走向现代的读图文学

晚清画报文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读图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其中以《图画日报》刊载之《新茶花》为代表的晚清画报文学作品体现了近代转型期中国读图文学的基本特征,其一是画报的大众定位和报刊化写作带来了叙事的时事化和情节化;其二是晚清的读图风尚和画报的图像旨趣推动了图像叙事的强化与文图关系的突破,以及连环故事图画基本体式的奠定;其三是画报关于西方意象的表征所再现的西风东渐中的晚清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想象、接受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冲击和观念变革。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晚清小说理论变革中的中西比较语境考察

晚清小说理论变革是晚清“小说革界命”的重要助推器,理论家们普遍存中西比较视野,从文类、体例、题材、人物、情节、结构、思想内涵与审美风格等方面对中西小说进行了全方位比较,亦关注到中西作者观与读者观的差异。晚清理论家们的中西小说比较多零碎且立场有偏颇嫌疑,但他们自比较中获得了革新旧小说的动力与方法,最终促成中国小说和小说理论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是中国小说现代性变革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清末“纪年”论争的历史考察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方式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解决当时现实政治困境和遵循世界发展＂公理＂的思想内核展开了论争,展现了不同群体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加深了知识分子对纪年的基本功用及纪年必然会趋同于世界标准的认识。清末的纪年论争对之后中国纪年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话的升格与新文学的登场——兼谈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晚清报刊视角

白话取代文言获得主流话语权的历史事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也远非现代文学史所叙述的那样简单。白话升格是自晚清以来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而白话经典地位的确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学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复杂。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中西文化的主流在清末豁然交汇与碰撞,生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暗合",结局往往是本欲张目国学却反被西学俘获。然而,在不少中西学者那里,章学诚的著作是唯一一部在几种意义上都真正可称"历史哲学"的作品。尤其是他"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疏通义理",强调"取三者而兼用之"),在所谓正统史学的桎梏中,明珠暗投却又独树一帜,在本土文化的语境内,将传统史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尽管章氏学说曾一度引起学界关注,然而自清末以来,国内世事变迁、学术沉浮,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真正彰显,他的学说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并在创新的层面上促使当下学界保持警醒与反思。     

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

晚清社会思潮的嬗变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甲午战前,知识精英主要通过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对社会产生影响;甲午战后,则通过大众传媒而加以广泛传播。以报刊传媒的方式议论时政,影响舆论,使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腐败的清王朝都得到了"倍数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放大和流播。其催化作用,为动荡的晚清社会增添了极大的变数,也使"革命"二字开始深入人心,晚清革命即如欲来的山雨,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