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小说续书理论

明未清初是小说史上续书作品迭出的时期,明代的“四大奇书”几乎都有续作问世。这些续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均没有达到原著的水准,因此备受后世论者的轻视和贬低。但人们在批评续书时并没有把续书说得一无是处,有些论者不但对续书创作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还提出不少创作续书的方法,有的甚至道出了续书创作的难处。他们常常也揭示出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明末续书作者陈忱,清初续书评论者刘廷玑、蔡元放等即是续书理论批评的代表人物。     

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的接续和衍生方式

续书是原著在故事情节上的"后续"之作,研究小说续书,首先要了解续书和原著间的关系,这就必然涉及到小说续书的接续方式问题.小说原著有意无意地留下的事件、人物或结构的空白,则为西游故事的继续开辟了多维的走向和新的发展态势.本文力图立足于这两方面,来探究明末至清初现存的三种《西游记》续书与原著的关联.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比较批评

本文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的批评历史、批评文本、批评主体进行了比较和重估。认为在近现代文学批评革命中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文学批评的第一篇革命宣言 ,在启蒙意义上 ,王国维较梁启超意义更大。     

论《红楼梦评论》的小说批评特征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专论,也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纲领性著作。在小说批评上,它以哲学美学作为批评基础,以中西汇融作为批评手段,以主题精神作为批评对象,以艺术自由作为批评目的,从而树立了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范式。     

孕育与蜕变——史传与古代小说及续书之关系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史传文学孕育出了中国古代小说，但是又阻碍了它的发展。续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续书在创作过程中体现了作者自觉的创作意识，采用了想像和虚构的文学手法，从而为中国古代小说挣脱史传传统的影响做出了贡献。它是古代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对依存于史传传统现象的一次强有力的突破。     

现代中国作家论的萌生——论王国维与梁启超的作家论

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论其实是在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确立的,王国维与梁启超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先驱者。首先,从历史语境来看,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其次,他们都融合了中西思想观念,确立专门角度,讲究科学方法,已经具备了现代批评的质素;最后,他们的作家论既是对中国古代作家论的继承与超越,也对"五四"时代的作家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谴责小说"看文学研究的亟待突破

"谴责小说"概念在获得它特有的含义、被用于指称晚清社会讽刺小说之后,也渐渐获得一种整体性质,几乎成为晚清小说的代称.而实际上,这个概念难以承担对晚清小说的整体指称,时代赋予了鲁迅、胡适那一代新文化人创造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使命,也决定了"谴责小说"一类概念的历史暂定性.五四对传统形式文学的批评,目的是创造新形式,并不负责为将来的批评提供固定的结论.因此,超越前人和历史,是当今文学研究能否有实质进展的关键所在.     

《文学杂志》(1956-1960)的介入式编辑与批评

夏济安对《文学杂志》(1956-1960)小说来稿的编辑理念,是针对1950年代台湾文坛总体呈现出的逃避现实、虚假抒情文风做出的一种反拨,体现为对五四文学写实一面的继承与开拓.在这种编辑理念之下,他大胆使用介入式的编辑方法去删改甚至重写来稿,积极引导和参与小说创作的形式实验.这种"介入式"的编辑方针,集中体现在他对《周末》与《华月庐的秋天》的改写和重写上.此外,夏济安还将这种介入式编辑法引入到小说批评之中,从对彭歌小说《落月》的批评开始,他逐步建立了自己带有强烈介入性的批评风格.     

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在美国的批评历史与研究现状

美国学界普遍认为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是美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从1926年小说问世至今,批评者对该小说的研究不断深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者分别从小说与"迷惘的的一代"之间的关系、作家的个人流放经验、小说与圣杯神话之间的关系等角度入手,对小说的主题、人物、叙事结构进行研究;80年代之后,学者借助更为丰富的作家传记、手稿资料和多元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在书稿考证研究、性别与种族身份研究、叙事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更加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     

态度之同与观念之异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红楼梦评论》二文的比较研究,从中考察梁启超与王国维二人文学态度、文学观念的同与异:同主要是指文学态度之"同",具体表现为面对"褒扬诗文、贬抑小说"(或称小说为"小道末流")这一传统文学观,二人或显或隐地对此进行纠偏与反拨的态度具有一致性;异主要是指文学观念之"异",主要体现在二人对文学的性质、功能等具体认识又存在显著分歧,并由此呈现出文学启蒙与审美的分野.     

冯沅君和她的词学研究

作为20世纪河南唐河的名门之女，冯沅君的前半生是非常幸运的。她在小说创作方面受到过鲁迅的器重，在词曲研究方面受到过王国维的影响，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受到过胡适的指导。她的《中国诗史》第三卷，建立了独一无二的词史体例；她的不存好恶于心的词史研究，使得她在唐宋词人的评价方面，比王国维和胡适更客观，也更准确。     

从体例角度看朱光潜《诗论》的未完成性

朱光潜的《诗论》是中国百年新诗史上最具科学性和逻辑性的诗学论著。《诗论》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基础上为诗话到诗学的转变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但是在体例上还有不够统一的地方。《陶渊明》一章与全书的体例不协调 ,这说明《诗论》具有未完成性     

论王国维对悲剧人生的解脱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独特却又异常重要的存在,他异于时人的社会改造,却由个体生命体验走向纯粹学术、纯粹哲学,远离时代硝烟而自成博大精深。王国维独特的学术成就与他的悲剧人生及他对悲剧人生的异常敏感的体验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延伸：纯粹学术的追求是王国维企图解脱悲剧人生的结果。叔本华和老庄等人的哲学成为观照其悲剧人生的思想工具。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五四”功过管窥——以比照王国维与顾颉刚的古史观为视角

评价＂五四＂,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在评价传统。顾颉刚对王国维虽极其崇敬,然未必得其心志,在古史观上要逊色许多。在王国维看来,中国古史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因而对中国之古史应是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     

西方实证方法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影响

康德哲学的二重性,对早年王国维转向实证研究提供了内在的契机。当王国维运用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来审视和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时,有利有弊,但将其引入史学研究时,则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治学途径。     

进化论与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

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在进化论思想的洋为中用上．梁启超、王国维产生了分歧。梁启超奉行经世致用的思想,他用进化论宣传生存竞争的道理,希望借此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王国维主张学术独立,学无中西,借鉴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进化论问题上,梁、王二人虽有分歧,但他们的观点均具有现代性。     

王安忆小说的代际意识与性别政治

一直以来，基于性别差异的普遍主义的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研究的前提，研究视野偏狭于抽象的女性主义政治，却忽略了国族、阶级、代际等范畴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影响。王安忆小说宏阔的历史意象、别样的性别政治以及“共和国之女”的身份认同，使其所建构的女性图景具有更为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内涵。对王安忆小说的代际意识与性别政治的研究，或许能突破那种偏狭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思路，从而能在一种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建立女性主体意识的新想像。     

龚自珍与王国维文脉承续一见

龚自珍的诗词不仅独具风格,而且其身当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其所承载的内心世界和试图担荷的历史责任交叉甚至矛盾地共存着。王国维《静庵藏书目》记有六本《龚定庵全集》,其对龚自珍文学、学术思想的涵泳应是情理中事。以龚自珍对王国维的影响为基本线索,从两者共同大量使用"人间"一词,揭示了王国维可能的语源所在及其两者的思想差异;龚自珍的尊情与王国维境界说所强调的真景物与真感情的自然表达之间,有着明显的理论呼应;龚自珍对"完"的解读其实正是王国维解读屈原作品的基本准则;在王国维接受龚自珍的若干思想中,曾校辑《定庵文集》、编撰《定庵先生年谱》的吴昌绶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从王国维身上,可以大致窥见龚自珍对于20世纪诗词创作和诗学思想影响之一斑。     

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日期考订——兼论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与蕴意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虽经学者考订,仍有一些排定日期存在问题,影响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观念等。通过对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诸短札日期的考订,对于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和蕴意有更确切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