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风险调控范式选择：贷款价值比政策还是个人住房贷款占比政策？

通过构建一个六部门的DSGE模型,在家庭部门中引入投机行为,评估个人住房贷款占比的政策效力,并将其与传统的贷款价值比（LTV）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均能提升社会总福利,调控房地产与银行金融风险,平抑主要经济金融变量波动。第二,在住房偏好、技术进步冲击下,短期内LTV政策能够更好地调控金融风险,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政策的长期抑制效应更佳;在货币政策冲击下,个人住房贷款占比在长短期的表现均优于LTV政策,且不会对经济产出有显著负面影响。第三,在住房偏好与货币政策冲击下,个人住房贷款占比政策能更好地与货币政策协调,福利改进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两种政策钉住目标不同也会导致其福利改进与稳定波动率表现产生差异。     

宏观审慎对房价波动的调控效应及货币政策协调

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房价波动的调控效果、作用机制以及最优政策组合等问题。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通过约束居民信贷行为,弱化了抵押品渠道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有效降低了房价波动,增进了居民社会福利收益。研究还表明,货币政策关注房价波动有助于强化宏观审慎调控效果,而住房限购政策虽能抑制房价上涨,但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为实现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中央银行在加强预期管理的同时,应采用协调性的泰勒规则来配合宏观审慎调控,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运用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基于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MDQVAR)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不同强度的运用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影响,并据此针对不同的经济调控目标提出了最优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组合形式.研究发现:在具体政策配合过程中,应尽量根据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主要目标选择政策组合形式,在经济下行期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放宽资本流入与增加货币供给的配合能够尽快恢复实体经济增长;在经济平稳期调节贷款价值比与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尽可能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而且避免了通货膨胀损失;在经济过热期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可以快速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物价.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看CAFTA成员国金融政策协调

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实施,区域内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继续发展的结果必将需要各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因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过程中,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如何深化区域内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的协调与合作的问题就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无论是CAFTA经济体的开放性、成员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外部冲击的对称性,还是金融一体化程度,都表明在CAFTA框架下构建区域内宏观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具有可行性。CAFTA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协调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实现宏观金融政策协调的策略,应从加大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实际操作、实行CAFTA内部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以及金融政策协调一致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稳增长与防风险”视阈下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基于政策效果评估和反事实视角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防范金融风险也成为近年来政策实施的重要目标。通过构建多目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模型系统以及宏观调控政策模型，结合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估计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盯住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三类目标的时变政策取向和政策效果，并基于反事实方法得到调控三类目标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有逆周期调控经济稳定、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偏好，而财政政策对三类目标调控的政策取向会随着三类目标在某一时刻的重要性不断进行调整；(2)从政策效果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三类目标有明显的调控作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随着政策目标的转变，效果会有强弱差异；(3)从反事实结果看，总体上，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才能够使得调控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目标的政策效果最大化。因此，应充分发挥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优势和财政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上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     

金融危机下的银行信贷和宏观审慎政策作用机理及模拟分析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断爆发,金融风险已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和防范的重点之一.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经济体条件下含有金融加速器、银行风险敞口内生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定量模拟分析不同经济风险下中央政府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冲击及其实施效果.结果显示:实施相应的信贷政策可以有效减缓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宏观审慎政策下,信贷政策对经济具有很强的稳定作用.     

金融风险传递与宏观审慎监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认识到缺乏从宏观的和逆周期的视角采取有效措施,忽视了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播,导致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剧烈波动,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宏观审慎监管得以受到高度的关注。由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政策制定者需要掌握在宏观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下金融风险的传递机制,才能有效地进行制度安排。本文根据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设置合理的假设,构建包括家庭、企业、银行、广义政府四大部门的模型,根据已有的文献和实际数据估算校准参数,分析比较在不同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下,金融风险传递的运行机制。结果发现,宏观审慎监管存在明显的宏观经济效应;逆周期货币政策与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契合度较高;不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有不同的交互效应。     

金融开放、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市场稳定——基于宏观审慎监管视角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构建MS-VAR模型实证分析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稳定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由于我国资本账户仍处于较严格的管制状态,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资本市场的直接影响较弱且不显著;（2）在间接影响机制中,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货币供给渠道的传导冲击作用较为强烈,而通过银行信贷和汇率变动渠道的传导作用较弱;（3）当受到外界突发事件冲击时,各变量波动性显著增加,并形成非对称效应。针对金融开放进程下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应构建宏观审慎视角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并促进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结构性改革间的协调配合,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开放条件下我国内外平衡的矛盾和政策协调

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对宏观经济目标产生复杂的影响 ,使宏观调控目标增多 ,各目标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 ,从而可能会产生内外平衡的矛盾 ,使政府面临政策困境。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也使我国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外平衡的矛盾 ,在政策上就表现为国内财政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从 1994年到现在 ,我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内外平衡的矛盾 ,政府通过实行有效的政策搭配 ,缓解了内外平衡的矛盾 ,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调效应研究

在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管理理论框架与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08～2018年间商业银行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管理共同影响银行信贷规模时,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总量效应较为明显,宏观审慎管理的资本比率要求显著约束了银行信贷扩张力度,直接影响银行信贷和结构变动;宏观审慎逆周期资本要求,降低了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效应;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资本要求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约束更为有效,货币政策调控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影响约束作用较为明显;两者通过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影响银行信贷规模,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比率,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资本比率要求迫使银行增加缓冲资本,约束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加速器框架下的DSGE模型研究

为研究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文章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引入工资加成冲击、通胀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投资冲击、政府购买冲击、偏好冲击、金融扩散冲击和生产率冲击,利用2001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采用贝叶斯推断方法估计DSGE模型,比较了金融加速器存在与否、不同杠杆率和利率市场化三种情况下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下,各种冲击放大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扩散冲击解释了内生变量扰动的绝大部分信息;与杠杆率为1.5和2.5时相比,当杠杆率为2时,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利率市场化以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扩散冲击间接影响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而言,内生变量均遵循类似驼峰状的轨迹,其中以劳动供给和投资影响最大,金融扩散冲击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劳动供给影响较大.因此,给出去杠杆化要有一定的缓冲期、不断深化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四个政策建议,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中国货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较检验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政府干预宏观经济最重要、使用最频繁的两大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增长。为检验中国1978～2006年间经济增长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差异性特征,应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它们之间的动态特性后发现: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积极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均有正效应,而积极财政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内呈现负效应且随时间推移逐渐显著。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失效的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是财政支出的供给范围不合理和支出管理失控产生的效率损失。     

货币政策和传导机制研究进展及启示——当代西方经济学视角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催生了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包括了利率、汇率、资产价格和信贷四种传导渠道。如果传导机制变量对货币政策做出准确反应,那么央行可以把传导机制变量作为货币政策选择的一个中间目标。虽然理论模型无法直接证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货币政策绩效有影响,但是若干经济危机案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任何一个货币政策失效的案例中,我们都能发现传导机制变量没有对货币政策做出有效反应。而在这些案例中,政府对传导机制变量的直接干预对恢复货币政策有效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如何增强货币政策在防范危机方面的有效性,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文献研究角度的分析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是中国构筑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要考虑的关键要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成为争论的热点和焦点。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有被动影响与主动反应两种情形,具有非线性的特征。计量经济学前沿领域的 STR 模型,在研究非线性经济行为方面表现出了优越性。现有文献基本上在线性框架下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阐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非线性影响的机理和方式,构建合意的非线性 STR模型,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被动影响和主动反应的数量特征,是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演变与效果实证

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回顾和梳理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相关政策,充分体现出相关政策和管理机制方面从“谨慎”到“鼓励”、从“严格”到“简化”、从“起步”到“完善”的演进性变化过程。实践和实证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并且正在经历着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特别是“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指引,其政策效果也在不断被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外汇管理体制和对外投资审批制度的放松、相关支持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对外投资中环境保护政策的引导,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总体政策效果明显,说明实施鼓励推动中国“走出去”的政策效果与政策制定和完善的初衷相符合。     

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在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进行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政策选择问题。对于中国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应选择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等,作者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应选择中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结合的模式。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思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近几年在我国经济稳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此 ,正确分析和评价政策效果 ,对于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很大的意义     

2007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问题分析

中国经济在2007年以来经受了极大的考验，首先是中国经济面临美元贬值，国际资源价格晋遍上涨引起通货膨胀的压力；随后中国经济又经历了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通货紧缩的压力。这种大起大落，都在考验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特别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是保证经济稳定运行的最主要的力量。文章通过对2007年以来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分析，试图找到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