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伦理学先驱——阿尔贝特·施韦泽

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生物伦理学的“敬畏生命”的观点。认为:人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这种生物伦理学是面向实践的伦理学,也是情境伦理学;通过不必要的杀戮和事实上必需的宰杀的区分,可以解决伦理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冲突和矛盾状况。有人认为在施韦泽伦理学的方法论中有“自然主义”的谬误,但是施韦泽的伦理学事实上并不是关于伦理规范的真正的逻辑演绎系统。尽管施韦泽没有真正找到富有意义的、始终如一地面向实践的、更温和的伦理学基础,但他是20世纪罕见的真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之一。     

论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兼与佛教“不杀生”戒比较

“敬畏生命”是施韦泽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当代世界和平运动、环保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施韦泽认为,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任何生命都有平等的存在价值。通过与佛教的“不杀生”戒相比较,可以显现出施韦泽理论的普遍人性基础及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     

施韦泽“敬畏生命”生态思想的学说史定位

在现代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一般都把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定位为“生物中心主义伦理学”。但本文不限于对“敬畏生命”核心思想本身,而且联系其自然观念、文化观念和中国启示而进行的研究表明,从研究和借鉴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实现中西思想精华积极互动的要求来看,我们有必要更合理地确定敬畏生命理念在现代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发展史中的地位。     

《文化哲学》与生态文明

《文化哲学》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一部最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是中国读者了解施韦泽提出和论证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方法和过程,并且探讨其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关系的最好资料。《文化哲学》的文化批判是其文化哲学的起点,敬畏生命伦理学则是其文化哲学的结论。而施韦泽所体现的向东方思想的转向和跨越,使其原本还没有直接针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革命“的先声,并由此成为当代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之一。     

道德·文化·生命·中国——施韦泽敬畏生命思想的时代意义

施韦泽作为"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之一,其"敬畏生命"思想的基本内涵为:人生观的道德个人主义、文化观的文化伦理主义、世界观的生命自然哲学、对中国思想伟大功绩的明确定位。在"敬畏生命"思想已经在我国发生广泛影响之后,深入阐发和把握其基本内涵,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其时代意义。     

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的当代生态价值解读

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主要表现为：孔子的“爱人及物”思想和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所蕴含的生态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仁爱”为一切生命原则．热爱生命、敬畏自然、惜生及物和悯人爱物;二是以完善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强调君手人格的培养。孔、孟“仁爱”思想的当代生态伦理价值体现在：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环境伦理道德意识;有助于形成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能够弘扬“仁爱”精神,重视生态保护;有助于培养君子生态伦理人格,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     

西方环境伦理的浪漫主义传统

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既源于对环境危机根源的深刻反省,同时也得益于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精神资源的深入挖掘.其中,异端的阿卡狄亚式自然博物学、超验主义对现代科学理性的反叛、以自然观察自然的体悟、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整体主义的生态思维和伦理诉求等,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构成了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浪漫主义传统,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孟子和施韦泽:具体人性的伦理学

孟子是具体人性和实践伦理学的发现者和创始人,他是第一位真正将伦理的普遍视野和人道观念与人具体、实际的需要相结合的伟大思想家,这种结合正是施韦泽非常强调的。在全球化时代,需要发现一种新的途径来扩展应用伦理学的方法,以强调新的世界范围的功能毗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从伦理上来说,全球化引发的剧烈变化呼唤一场发生在我们伦理思想领域以及伦理实践和人道主义实践中的革命。     

池田大作生命伦理思想初探

池田先生在其“佛即生命”的“生命哲学”基础之上,形成了蕴涵人类普遍价值之生命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规范,进一步在“生命的尊严”基础上拓展了人类幸福的建构以及环境伦理思想,最后又统一在世界和平价值理念之中。由此,他的生命伦理思想从“生命尊严”这一根本出发,融合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了具体层面上对伦理规范的理论考察。而池田先生“人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各种具体的实践应用生命伦理规范,从而实现“生命的世纪”,完成对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     

黔东南苗族宗教生态伦理及其现实意义

宗教与生态伦理有着密切联系,少数民族宗教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具有明显的生态保护功能.通过对贵州黔东南苗族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人造物崇拜诸现象的分析,发现其中蕴含着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关爱生命等生态伦理思想.黔东南苗族宗教生态伦理对于丰富生态伦理思想体系,维护地区良好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思想初探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资源 ,对此进行挖掘梳理将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基于这种认识 ,本文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解读出“天人合一” ,“敬畏生命” ,“道法自然”等古代朴素观念中体现的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另外 ,本文还考察了古代治国方略中渗透的环境伦理。     

生命的祈祷——阿尔贝特·施韦泽的伦理价值观

受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工业化运动的冲击,人们的生存、生活、生命日益受到经济的裹挟和技术的逼迫;对于日益远离自然、被物质化、技术化的现代人来说,其生命意识将由＂前现代＂自发的个体生命感悟,转化为一种＂后现代＂的自觉的生命价值原则。20世纪法国人道主义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标志着一种后现代生命意识的理性自觉。     

中国古代绿色思想资源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道法自然”作为生态文明的伦理文化范式,强调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社会秩序是有机的统一;“生生不息”作为生态文明的动力基础,则申明了生命大化流衍的功用和繁衍不已的生机;“天地人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充分显示了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敬畏自然”作为生态文明的预警机制,则在文化上为引导现代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价值论导向。虽然上述观点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只要我们对其进行合理扬弃,传统生态观就能在解决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中大放异彩。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精神的培育

当前,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现代文明的深层弊端,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又在于生态精神的培育。因此,培育生态精神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现代文明。培育人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培育“生(生物)权自(自然)授”的生物权利意识,培育具有生命整体精神的大地伦理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有悠久历史,整体上是一种“伦理救助”模式。儒家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性思想和以忧患意识为核心的道德心理,构成了传统社会救助的伦理道德基础。儒家以“仁”、“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均平”的差等分配伦理思想,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道家“无为”的政治伦理和“贵生”的生命伦理思想,以及佛教的慈悲精神,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重要补充。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是构建我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科技和工程伦理学视野

生态文明建设为应用伦理学的发展拓展了空间.科学伦理的生态文明审视、技术伦理的生态价值重建、工程伦理的生态环境构建、生命伦理的生态伦理回应,张扬着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思想,规范着生态公平与正义、生态责任与生态义务、生态安全和福祉的行为准则.     

东西交融中的中国文化观——以施韦泽和钱穆为例

钱穆对于中国文化有“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文化与自然合一的最高信仰”、“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的概括,而施韦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钱穆的见解相当一致;这种文化现象启示我们去反身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传统的优秀价值,以确立对待自身和外国文化的合理立场。     

中国佛教“和谐”思想的生命伦理意蕴

佛教伦理本质上是“和”的伦理,和谐在佛教生命伦理思想中处于重要地位,佛教伦理以缘起论为其道德哲学基础,以心灵的道德和谐为根本,由心的外在呈现和人的社会关系及与自然界关系的存在方式的不同,表现为人与人的道德和谐、人与自然的道德和谐,其内在的生命伦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构成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     

传统伦理的批判继承与现代伦理重建——道教伦理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

现代西方伦理已经走入一个思想绝地,面临着日益深刻的危机。而在道教伦理思想这个东方型的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有诸多可以医治现代伦理危机症根的独特而优秀的思想因素,值得引起重视和发掘研究。借鉴道教伦理中的优秀思想成分,不仅可以解决伦理危机和伦理重建中的思想需求问题,而且将对现代社会控制的思维方法论和现代经济伦理观念的更新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动物伦理教育--一次爱护动物意识调查分析引发的思考

任何生命都是活的个体,敬畏生命应该成为伦理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动物伦理教育即运用各种教育手段培养公众爱护动物的意识,提高他们保护与利用动物的生态思想。其根本任务是培养被教育者的道德品质,加强同这种新的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态度与行为。动物伦理教育是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培养公众对生命的尊重精神、调动公众参与动物保护的自觉性和热情为内容,以培养公众的价值观、权利观和道德观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