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寻找精神家园——谈封建士人近佛的原因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崇佛、近佛成为一种时尚.究其原因,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影响的封建文人,身心疲惫时,需要一个精神家园.     

试析胡寅排佛思想中的政治理念

宋朝佛教的兴盛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和王朝的政治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反对佛教的呼声连绵不绝,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胡寅通过专门的辟佛著作和史学评论详细地阐述了排佛的主张.而在其排佛之论中,又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借排佛述政论,含政论于排佛,这可以说是胡寅阐释自己政治理念的独特方式.     

"梁武帝崇佛亡国"说的历史回顾及后世小说之反动

"梁武帝崇佛亡国"说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东晋以来崇佛与反佛斗争的产物,后世小说运用因果报应学说为梁武帝开脱,是对崇佛亡国说的反动.     

呼唤居士:《佛法金汤编》研究

《佛法金汤编》为明初岱宗心泰所编,乃后期居士灯传的发轫之作。面对唐宋以降的佛教转向,作者藉此编纂希望僧俗两界重新考虑居士的佛教定位,以适应佛教民间化扩散的历史事实。将居士誉为佛法的金城汤池,把灭佛、排佛的敌对王臣纳入居士之中,以及对宋代居士的绝对偏重,可以看出作者希望笼络所有社会力量护持佛教的良好愿望。     

唐太宗抑佛初探

<正> 唐宋以来,关于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已有多方面的评价。例如:隋未唐初的名僧道宣曾说:“会贞观广延两教”,①欧阳修也说:“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②韩愈在上疏中则称太宗“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③无怪今人在论述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时,概括为抑佛或崇佛的两种观点。本人认为单一的用“仰”或“崇”来评价唐太家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都是偏面的,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本人认为唐太宗的抑佛主要发生在贞观前期和中期,晚期则走上崇佛的道路。他的抑佛表现主要有两方面:贞观前期的沙汰僧道政策,贞观中期的下达“道先佛后诏”和沙汰僧尼政策。需要说明的是在推行抑佛政策的同时,又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因此,对唐太宗的抑佛不能认识简单化。     

鉴真和他的造像

唐代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在一千二百年前,应圣武天皇的邀请,把中国唐朝文化和佛教律学,一起传播到日本,受到了世世代代日本人民与朝野僧俗的尊敬。我国著明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和佛教中的知名人士,如郭沫若、巴金、梅兰芳先生和赵朴初会长,以及扬州古大明寺的能勤法师,都曾先后去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瞻仰过鉴真和尚坐像。鉴真和尚的这尊坐像何时塑造,又是     

明清妇女生活与佛教信仰

明清时期佛教信仰在妇女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妇女俗尚佛事。这些佛事与妇女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成为她们精神上的寄托,另一方面也使她们得到了休闲娱乐和社交的可能。社会的崇佛风气、佛教自身的吸引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这时期妇女信佛普及的原因。     

莲池大师对"三教一家"说及儒、道的评判

莲池大师作为晚明佛教思想领袖,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教一家"说及"儒佛一致"论进行了评论,主张三教虽本一家而非无差别,佛为最尊,儒佛心性论有世间与出世间的差异.他回应儒、道二家人士对佛教的攻击,对种种错误知见进行了批驳,阐明了佛法的正见.     

佛教信仰与日本文化精神

对于日本人来说，佛教曾是外来异己文化。然而，历经1500年的历史演变，佛教已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予日本人的情感、意识、理性诸方面起到了深刻及久远的历史性影响。其以祖师崇拜为基点的佛教信仰，构成了日本佛教的民族特征，并与神道教、天皇崇拜主义一道共同给予日本文化以深远持久之影响。     

北周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历程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不久对宗教政策进行了微调,从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灭佛期间,佛教弘法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佛教徒以不同方式延续自己的信仰。这些弘法活动为佛教复兴储备了大量人才。周武帝死后,佛法复兴一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周宣帝对武帝灭佛政策多有回护,佛法之复兴进展也就非常缓慢。直到宣帝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佛法复兴才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周武灭佛之后,佛教复兴所经历的灭佛期、缓冲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刍议梁武帝的《涅槃经》经名、释义与分段之翻译问题

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菩萨皇帝,他对佛教的影响与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他敕命天下僧人吃素的《断酒肉文》之外,其次就是他在佛教经典的讲译与推广方面.梁武帝对《涅榘经》很推崇,不仅亲自讲解这部经典,而且还对这部经文的翻译做出了诸多评论,被人们视为南朝涅槃学中的一大家或一派别的代表人物.梁武帝对《涅槃经》的研究,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涅榘经》里所涉及到的一些佛教名词的译法,二是关于《涅槃经》理论的理解与阐述;三是《涅榘经》理论在生活中的运用.那么,对梁武帝与涅槃学的关系、涅榘释义、《涅榘经》的分段问题进行研究便是佛学的一项必要课题.事实上,梁武帝对《涅榘经》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深度,但这不在于他的菩萨皇帝身份,而是在于他对《涅榘经》研究的水平与深度.     

北魏太武其人及灭佛其事

认为太武灭佛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太武帝傲慢自负、飞扬跋扈、缺乏包容之心、好暴怒;做事野蛮、冲动,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好杀掠;事后又多反悔,充满矛盾。从太武的性格、精神来分析这场灭佛事件,不仅是合乎史实的,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     

梁武帝萧衍的佛学思想及宗教实行

梁武帝萧衍与佛教结缘的一生．乃是中国古代佛教史上辉煌的一笔。他以帝王之尊无限虔敬甚而疯狂地对佛教进行信仰与维权，宗教与政治、私利与公心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萧衍对自身宗教身份的自觉定位，其佛学理论的立论基点及其宗教实践活动，都与他封建帝王的身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留下了许多的传奇与争议。     

北朝道教论略

道教在北朝经过寇谦之改革之后,曾一度成为北魏的国教,其后楼观道在陕西兴起,形成新的道派。 道教的发展引起了佛道之间的激烈斗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两次发布诏令,禁断佛教,史称“二武 灭佛”。     

论北魏后期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由于孝文帝的努力,北魏后期,儒释道三教改正了前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关系得到调和,并形成了先儒后佛、辅以老道的发展格局。受其影响,北魏后期文学创作重功用,讲求辞彩和形式,创作空间得到了拓展。     

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弘法护教活动。从缘起、经过、献瑞、僧人四个方面考证和讨论了这次活动,特别是从《续高僧传》中发现了隋文帝第三次分舍利的诏书,从献瑞中分析了隋代舍利石函上的佛教造像题材。笔者认为隋文帝分舍利建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恢复曾被周武帝灭佛而废毁了的寺院与佛塔的目的等。     

杜牧与会昌灭佛——以其是否有“功德”于九华山佛教为中心

唐武宗会昌年间全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而据史料记载九华山佛教当时并未受到冲击,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时任池州刺史的著名诗人杜牧起到了保护九华的关键作用,有“功德”于九华佛教.通过仔细检阅《旧唐书》和《唐会要》等史书,可以发现这个观点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会昌灭佛对于僧尼还俗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在保留寺庙方面相对较为宽容,允许两都及上州留存部分制作精美的佛寺,因此以化城寺为主的九华山佛寺得以幸免于难.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论余一鳌词

余一鳌是清代词人之一，一生体弱多病，淡于名利，感一生命途多舛，每发为词章。词的内容大为羁旅行驿之劳顿，天涯倦客之思乡，而且多表达身世愁怨之情。就其词创作特点看，受常州词派影响较大，在技法上常活用前人诗词句，尤其化用李清照词句较多。因一生苦难重重，晚年于佛道思想中求解脱。